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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丁漢大學磁共振中心主任在為校長們開講座
培訓團成員在與英國圣安德魯大學校長（左）交流。
核心提示
一所大學能否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整體水平上取得顯著成就，校長的作用與影響至關重要。其辦學理念、戰略決策將直接關系到一所大學的興衰成敗。2003年，國家教育部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共同啟動了“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分批次選送國內高校校長赴國外一流大學學習。截至目前，這個由財政部支持的項目以每年派出5個培訓團組的進度，已連續實施了9年，累計培訓200多所高校的領導干部近900人。這些大學校長們從國際名校那里學到了什么？他們的辦學理念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在實踐中進行了哪些探索？這一切又會給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碰撞中反思
“一個月的集中學習，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國際視野的高度審視中國的高等教育。”2011年12月12日上午，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在她的辦公室里對記者這樣說。
當天下午，柯楊要赴日本參加會議。盡管與海外交流日益頻繁，談起7年前到英國的考察培訓，她依然覺得受益匪淺。那次培訓使她對國外高校治理有了全面、系統、深入的了解。
2004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柯楊參加的“2004高校領導赴英國培訓團”一行26人，在劍橋大學、里丁大學、華威大學等8所著名高校進行了培訓，還訪問了英國文化委員會、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英國高等教育質量管理署等單位。期間，行程排得很滿，光是有關高等教育的演講就聽了52場。
“通過在國外一個月的培訓與考察，培訓團成員在思想上、觀念上受到了國外大學的辦學理念、管理方法的碰撞與沖擊，促使他們去深入反思自己的辦學理念，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李兵指出。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2003年第一批培訓團回國后，很多校長在交流中這樣表示：“如果這個項目早派出20年，現在中國高等教育的面貌可能會不同。”
讓校長們反思的首先是“大學校長的職能與作用”。校長們在一流名校中看到，大學功能的多樣化以及社會背景的復雜化，使大學校長的角色和職能隨著具體環境和條件的變化而日趨多元，大學校長只有與時俱進、更新觀念方能求生存、謀發展。
參加了2004年赴美培訓的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胡海巖認為：“在學校管理中，要將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分開。在行政事務上要加強校長的權力，在學術事務上要加強教授委員會的權力。要防止該集中時集中不夠，該民主時民主不夠。”
“作為一位大學校長，一定在實踐中向教育家方向發展，需要懂得教育規律，遵循教育規律，真心投入教育。”柯楊強調。她介紹，過去這七八年，她所領導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在教育、教學上做了很多變革，改變了上百年沒改變過的課程體系，加強對學生心靈成長的關注，讓學生提前接觸實踐，并強化了師德、師風、醫德、醫風建設，爭取為社會輸送更多優秀的臨床醫學高層次人才。“讓我們的教育教學方式首先與國際接軌，是我培訓后努力做的。”她說。
“歐美大學的很多經驗和規律值得借鑒。”李兵說，“據我了解，這些高校領導參加培訓之后，在制定本校發展規劃時，或多或少都借鑒了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經驗。”
校長們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參觀。
胡海巖在與斯坦福大學校長交談
實踐中探索
“在赴美培訓期間，能明顯地感受到美國大學都有各自的發展目標，有自己的、獨特的定位。”胡海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正確的大學定位對美國高等教育和大學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重點學科。”同樣令2007年赴加拿大培訓的東北大學校長丁烈云印象深刻的是，“正是這些特色和重點學科，使得每一所大學都區別于別的大學，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亮點和最具吸引力之處。”
2003年，“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啟動時，我國高等教育界尚處于追求大學綜合化的熱潮中，很多高校追求大而全的辦學目標，紛紛合并。“在當時背景下，國家外國專家局和教育部分多批派遣高校領導出國培訓，對探索我國高校辦學之路起到了很好的啟發作用。”丁烈云指出。
培訓后的校長們認識到，國外一流大學并非都是“大而全”的大學，特色發展才是他們的共同特征。很多很小學校一樣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美國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學校學科門類不多，但在其所設立的幾乎所有專業都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其計算機科學研究和麻省理工學院并列全美第一。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建校歷史只有51年的大學，其數學研究卻已經躋身世界前列。
“在高校大合并的浪潮中，北理工堅持走自己的特色發展道路。”胡海巖介紹，近年來北理工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發展前沿，確立了“強地、揚信、拓天”的特色發展路徑，在國防科技領域的一些重點方向代表了國家水平，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特色發展之路。
2003年赴美國培訓，讓時任長安大學校長的周緒紅深受啟發。2006年擔任蘭州大學校長后，他更把特色發展理念貫穿到辦學工作中。在他眼里，地處西部內陸的蘭州大學，除了在數理化方面的傳統優勢外，還擁有東部高校所不能取代的學科優勢。“西部生態環境惡劣，從中提煉出的科學問題，草地農業怎樣改變生態環境、大氣科學等，都是國家重點課題。”周緒紅說。
一個學校有了特色，就有了生命力。短短幾年時間里，蘭州大學不僅建立了獨特的學科優勢，而且培養了人才，各方面發展蒸蒸日上。目前，我國草業、林業僅有的兩個院士都在蘭州大學，2011年９月草地農業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也在蘭州大學揭牌。“下一步國家重點實驗室申報已經準備好，就是自然地理學，主要研究青藏高原的隆升帶來氣候環境的變化。”周緒紅說。
現實中博弈
中外大學的內部組織構架和治理上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差異。這就意味著，出國培訓既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比較、反思的過程，更是一個有選擇地消化、吸收和借鑒、提高的過程。而把國外的先進理念創造性地用于實際工作，需要校長們具有在現實中博弈的智慧。
中外高校差異首先表現在頂層結構。國外大學大都是董事會領導下校長負責制，而我國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在美國，由捐資方、家長、學生等多種成分組成的校董會，更多從國家社會角度看待這個學校，校長對內部管理權限比較大，可以解聘院長、解聘教授。中國大學校長就不可以這么做。
此外，國外大學能推行教授治校，是因為大學是單純的學術機構。而中國大學無一例外具有很多學術之外的社會功能，例如后勤、離退休、居委會等工作，如果教授治校，那將不堪重負。“我今天就特別擔心學校的居委會，因為他們正在進行家屬區的違章建筑拆遷。”胡海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美國校長肯定不用操心這樣的事情。”
讓人欣喜的是，近年來大學校長們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各高校實際情況，在學習、借鑒國外好的辦學經驗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努力形成具有我國特點的辦學方法和經驗，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高校特點的發展道路。
北京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這幾年都做了很多改革和創新，強化教授的地位，明確后勤服務于教學，成立學術委員會，讓教授有更多發言權。在北理工，學部委員會完全由教授經選舉組成，校院領導不能參與，學術標準的制定、教授的評聘、博導的評聘、學位的授予等，都由教授投票決定。“學部主任、副主任沒有任何行政職級，讓學術權力真正回歸教授群體。”胡海巖說，“這和美國頂級大學的思想、做法是一致的，治理權力、學術權力分別由不同人來行使。”
當然，現實中更多的是一些讓校長們頭疼，又暫時無法改變的局面。比如在美歐發達國家，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需要經過激烈競爭才能進入大學任教師，經過5年以上的拼搏才能取得終身教職成為副教授，再經過5年至10年的工作積累才有可能成為教授。而在我國，獲得博士學位就不難直接進入大學成為事實上的終身教師，影響了高校師資隊伍整體質量的提高。
為此，很多校長呼吁：我國應當改革教授聘任制度，變國家的評審為各校的聘任。國家只規定教授的最低的“門檻”，在此基礎上，各校的標準不應當一致，要改教授的“全國糧票”為“學校糧票”。
李兵表示，2012年將繼續開展“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并要想方設法不斷地提高培訓質量。而不斷放眼看世界的大學校長們，正一邊學習、思考著，一邊在實踐中進行著探索性變革與博弈，等待著時間給中國高等教育一個答案。（記者 羅 旭）
■鏈接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
“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是由財政部支持、教育部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共同組織、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基金會與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負責具體承辦的全額資助項目。培訓對象為教育部直屬高校、其他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地區“211工程”建設的地方高校和實行省部共建的地方高校的校領導。9年時間中，培訓團成員遠赴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一流大學進行培訓，去過的院校包括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皇后大學、悉尼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