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視程度之高、影響社會之深、延續時間之久，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見。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狹義的孝道指針對父母的道德行為，而廣義的孝道則延及父母之外的長上之親。孔門弟子有若說，孝悌是“為仁之本”，在諸多倫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認為，孝可以使人們之間互相親愛。而相互親愛的族群，道德底線明確，統治者易于駕馭：“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道總體上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的安定。無論是國家危難，還是天下承平，統治者選擇賢臣良將的路徑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貴賤而有所差異，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漢朝皇帝，自惠帝開始，都在其謚號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類。按照唐人顏師古的說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東漢時期，察舉科目中有“孝廉”之目。歷代皇帝都重視尊老、養老，都號稱“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親授《孝經》，唐玄宗李隆基便親自注解《孝經》。《二十五史》中，因“稱孝”而名世、進身的官吏、學者、武將、鄉紳不勝枚舉。而在民間，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將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選，編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礎上插圖，形成《二十四孝圖》。它對七百年來的中國民間社會影響尤為深巨。

　　圍繞孝道，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禮儀規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為支撐的完整體系。如果說，禮制中的尊老、孝親行為來自遠古的民間習俗，來自儒家的道德推揚，那么相關法律條文則是硬性約束，不容有違，它是孝道實行的強制保障。今以漢唐時期法律中對“不孝”罪行的懲處為例來加以說明。

　　實際上，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衛時，周公就對其弟弟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經說過：“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對于不孝這種“大亂之道”，當然要歸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禮·大司徒》所載“以鄉八刑糾萬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舉戰國時期“不孝”的一些具體表現，“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漢以降，國家立法便將這些“不孝”內容具體化、法典化。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簡文中，有不少對于“不孝”行為的定罪，據之可見當時法律對孝道的維護。例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案例匯編)中，專門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書：某里士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謁殺，敢告。”即令令史己往執。令史己爰書：與牢隸臣某執丙，得某室。丞某訊丙，辭曰：“甲親子，誠不孝甲所，無它坐罪。”

　　控告親子對自己“不孝”，官府必須派人前往捉拿(“往執”)，經過審問定罪后要處死(“謁殺”)。那么哪些屬于“不孝”呢？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

　　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

　　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毆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

　　可見，殺害、“牧殺”(未遂)、毆打、詈罵長輩(包括父母、祖父母、繼祖母、女主人)都屬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棄市”)。罪犯的妻、子都受到連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錢等贖免。

　　《二年律令·戶律》記載了分家之后，孫子與祖父母同居時對其孝養不敬的處罰條款：

　　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貿賣。孫死，其母而代為戶，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

　　若孫子對祖父母贍養不善，將會被強制驅逐，由祖父母據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定為“不孝”罪的源頭。

　　關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還有一些細節規定。比如，云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規定：

　　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宥)之不？不當環(宥)，亟執勿失。

　　這是說，達到60歲或65歲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須立即受理，拘執不孝之子。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漢初，關于是否立即受理，則有不同規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規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也就是說，必須經過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復控告，才準予立案。

　　對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張家山漢簡也有懲處規定：“教人不孝，黥為城旦舂。”(《賊律》)《奏讞書》對之作了更詳細的說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棄市，棄市之次，黥為城旦舂。”

　　經過魏晉六朝，到隋唐時期，中國傳統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為后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對于“不孝”之罪的懲處繼承和發展了秦漢法律，同時又直接延續了上古禮制。按照《四庫全書提要》的說法，唐律“一準乎禮”。《唐律》中有“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之罪，其中“惡逆”“不孝”“不睦”三項都涉及孝道問題。例如：

　　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對五服之內的親長，若發生謀殺、毆打、詈罵、詛咒、訴告等行為，便與謀反、謀叛等同，視為不赦的死罪，受到嚴懲。

　　《唐律》規定，子孫“違犯教令”和“供養有闕”要判二年徒刑：“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其解釋是，“可從而違，堪供而闕”，即父母教令能執行而不執行，家里條件允許而不供養父母時，祖父母、父母提出“不孝”之訴告，方得定罪。《疏議》將“供養”與《禮記·內則》中“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類聯系起來，說明唐律對孝道的法律強制與上古時期的禮制規定具有淵源關系，是合而為一的。若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子孫委托他人照顧，而自己遠赴他地做官，也要判一年徒刑。至于毆打、詈罵祖父母和父母，則更是重罪：

　　諸詈祖父母、父母者，絞；毆者，斬；過失殺者，流三千里；傷者，徒三年。……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須舅姑告，乃坐。毆者，絞；傷者，皆斬；過失殺者徒三年，傷者徒二年半。……諸妻妾毆、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減毆、詈舅姑二等；折傷者，加役流；死者，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

　　相比于上引秦漢時期的相同罪行，這些條文規定得更加細致了。一般認為，這是五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應用的結果。律文中特別提到，對血緣關系較遠的親長實施“過失殺傷”，要“依凡論”，即“依凡人法”處理。這足以說明，對于父母及親長的“不孝”行為，其判罪明顯重于對其他人的犯罪行為，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強化的結果。

　　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說，除了孝養活著的父母之外，對死后的長上之親“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是孝道之大端。所以，古代法律特別重視為父母守喪一項。遇到以下情況，均受法律懲處：

　　⒈“匿不舉哀”。若在外地聽聞父母之喪而匿不舉哀，要判流放兩千里。相應地，聞期親尊長之喪而匿不舉哀，要判徒刑一年；聞大功以下的尊長之喪而匿不舉哀，則遞減二等。

　　⒉“釋服從吉”和“忘哀作樂”。父母喪期未終，就改穿吉服，或者“忘哀作樂”，要判徒刑三年；參與雜戲娛樂活動(如樗蒲、雙陸、彈棋等“雜戲”)，要判一年；偶遇奏樂和宴席而未回避，要笞杖一百。

　　⒊“冒哀求仕”。官員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長之喪，要去官回鄉服喪，謂之“丁憂”，若丁憂期間做官，謂之“冒哀求仕”，不僅受到道德詬病，而且要判以徒刑：“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⒋“服內婚嫁”和“服內生子”。居父母之喪，不能結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而且婚姻無效(“離之”)。若服喪的對象是期喪，則罰笞杖一百。居父母之喪時有孩子誕生，是謂“服內生子”，要判一年徒刑。

　　另外，根據儒家親親相隱的禮制原則，訴告尊長之親也是“不孝”之罪，官府不予受理。秦漢時期已經將其入律，例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何謂“非公室告”？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是謂“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襲其告之，亦不當聽。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告律》承襲了這條律文：“子告父母，婦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唐律》對之規定更嚴，除“謀叛”以上的大罪必須揭發之外，凡“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判絞刑。除了直系嫡親之外，訴告其他親戚尊長也要判罪，例如，“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

　　孝道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僅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揚，而且是社會與國家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包括家庭、宗族、鄉里的禮制約束，國家律法詔令的強制懲戒，以及通過樹碑立傳、懸匾建坊、封賞旌表等方式實現的正面引導，從而構成一個“系統工程”。這些維護孝道的措施，不能說沒有負面作用，但大體而言，它跟中國古代的社會土壤、文化傳統可以協調自洽，而且對于當今中國社會的孝道弘揚、人心再造，不乏借鑒意義。

　　(作者楊華 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