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翻譯何時不為翻譯》

崔 山

（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重慶  沙坪壩  400030）

【摘 要】偽譯是一種與通常的翻譯行為相伴而生的反常翻譯現象，人們對其的起源﹑類型﹑功能的探討莫衷一是。蘇珊·巴斯奈特的《翻譯何時不為翻譯》一文，較好的解決了以上出現的爭論問題。本文試通過對該文進行評述，發現其優勢和不足之處，從而使讀者對該文有更全面的理解。

【關鍵詞】蘇珊·巴斯奈特  共謀  偽譯

Abstract: Pseudotranslation， taken as an abnormal translational phenomenon， occurs alongside with translation. Different people have various opinions about its origins， categories as well as its functions. Susan Bassnett’s essay of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did a good job in solving such arguments. The paper， by reviewing this essay， tries to find out its advantages as well as disadvantages， so the readers can have a more thorough viewpoint about this essay.

Key Words：Susan Bassnett；collusion；pseudotranslation

一﹑引言

《翻譯何時不為翻譯》一文出自于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舍爾（Andre Lefevere）合編的《文化建構——文學翻譯論文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書之中。該書共收錄八篇論文，不僅講述了翻譯研究的發展歷史；總結了翻譯的理論研究﹑文化研究；描寫了翻譯研究以及翻譯教學方面最新的發展動態；而且進一步的拓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指出這一學科的未來的發展方向。

蘇珊·巴斯奈特是世界譯壇的名人，現任英國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的副校長，翻譯及比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年輕時曾在歐洲的幾個國家接受過教育，這種教育背景使她掌握了多種語言，深入了解了多種文化，也為她后來的翻譯及比較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她的學術生涯從意大利開始，后來到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英國華威大學任教至今。她的研究范圍包括：翻譯研究、女性戲劇、女性作品、拉美文學﹑游記、英國研究。蘇珊·巴斯奈特在其所從事的翻譯研究領域中不斷地架起接通各個研究途徑的橋梁，并提出了連接其他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的呼吁，她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轉向”問題。

在《翻譯何時不為翻譯》一文之中，蘇珊·巴斯奈特詳細介紹了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約，原文無法總是以原作的形式，而是以譯作的形式呈現給讀者而導致的偽譯（pseudotranslation）現象，這是以作者（譯者）與讀者之間存在共謀(collusion)為前提的。

作者首先簡單評述了當代翻譯研究的爭論所在，即 “譯作”與 “原作”之間的關系。但無論如何爭論，有一點是明確的：讀者有時是通過閱讀譯本，把譯本當作原著，也就是譯本即原著的觀點。關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之中可視與否（visible or not）的問題，作者肯定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以某種方式影響文本的表達，即可視的觀點。

二﹑共謀

為了更好的介紹偽譯（pseudotranslation）的問題，蘇珊·巴斯奈特引入了共謀（collusion）的概念，其大致意思是“當我們對什么進行共謀，我們與之同行，我們與之達成共識，但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例如，在激烈的國內關系之中，不同政黨之間經常會因為利益的問題產生共謀。）這個術語一般來講不會放在翻譯里進行討論，而把它引進翻譯理論的研究，有一個事實前提：即根本沒有真正的原創，所有的作者都有意無意的相互借鑒。如文章中所出現的艾米麗·狄金森的例子：我們稱艾米麗·狄金森詩歌為原創，但盡管她可能隱居某地，與他人接觸不多，她還是做了大量的閱讀工作，并且通過她的詩歌來呼應她所讀過的東西。而原創的意思為作家在創作時不借鑒任何人的作品。由此判斷，狄金森的作品不能算是原創。而我們所說的原創，是在某種程度上共謀的結果，即我們從個人的不同的翻譯風格，寫作風格出發，以此作為評價原創與否的標準。

三﹑偽譯的類型

從共謀的概念出發，作者進而詳細介紹偽譯現象，總結了偽譯的五種類型: 非真實的材料來源（the inauthentic source）；自己翻譯(self-translation)；發明一個譯本(inventing a translation)；旅游者作為譯者(travelers as translators)；偽譯(fictitious translation)。

蘇珊·巴斯奈特以舉例的方式詳細的說明這五種類型。在對“非真實的材料來源（the inauthentic source）”這一類型進行闡釋時，作者舉了偽譯《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 )一書為例，得出了以下的結論：《亞瑟王之死》一書不能被認為是原著的原因是，在歐洲大陸上還是有很多關于亞瑟王的傳說的，它是以翻譯的面目呈現的對廣為流傳的傳說進行過加工的作品；但又由于它缺少可信的源文本，并不屬于譯作的范疇。讀者與作者（譯者）在實質上達成了某種共謀，無視該書無可信源文本的事實，使之以翻譯的形態面世，造成了偽譯的“非真實的材料來源”類型的存在。

偽譯的第二種類型，即“自己翻譯（self-introduction）”。此種現象的出現有共謀的因素，即存在一個可以使用至少兩種語言寫作的人，這個人同時有能力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翻譯，如在文章中所舉的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例子。他可以使用法語和英語寫作，把自己的法語作品譯成了同名的英語作品，但他的法英兩個版本的詩作內容不盡相同，存在一定的不相對應。事實確實表明英語文本是參照法語文本翻譯而來的。這種“自我翻譯”方式構成了偽譯的第二種類型。作者認為，對此種進退兩難問題的解決方法即為否定任何源文本的存在，繼而否認譯本的存在，以我們有兩個相同的文本，這兩個文本恰巧是出自于同一個作者，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的假設取而代之。

偽譯的第三種類型即為“發明一個譯本(inventing a translation)”，文章以1880年，伯納德·夸瑞奇公司( Bernard Quaritch)出版的“翻譯”作品“The kasidah of Haji Abdu Al-Yazdi”為例。標題頁聲稱，該書是F. B.翻譯并做了相應的注釋工作的。他是作者Haji Abdu A1-Yazdi的朋友兼學生。而經考證發現，該作品實際上是著名人類學家及語言學家理查德·波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所寫。F. B.只不過是他借用好友Frank Baker的名字捏造的化名，而Haji Abdu Al-Yazdi這個人并不存在。把“The kasidah of Haji Abdu Al-Yazdi”偽裝成譯作可能是作者不想讓讀者把它與《魯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相比較，所以出此對策。這種現象在中文里也有相關的例子，即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一書。該書注明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德國的“伊寧格爾博士”，譯者為“王山”。人們試圖弄清這位‘博士’的真實身份，香港的《亞洲周刊》進行過相關的調查，并未能查出該書的德文原著，當然也未能查到據譯者聲稱的“出版了一系列中國問題專著的伊寧格爾博士”，最后經證實譯者王山便是該書的真正的作者。王山以譯作的名義，借用“德國人”的 “第三只眼睛”， 從而找到了一個更容易說話的角度， 從此出發，對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出版這本書之前，王山的作品主要以描寫黑社會和流氓而出名，現在突然要去探討“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命運”的嚴肅話題，偽譯本的運用似乎是抵御讀者成見的唯一選擇。該書的成功某種程度上論證了偽譯的用途之所在。

偽譯的第四種類型，即“旅游者作為譯者(travelers as translators)”，作者蘇珊·巴斯奈特質疑了游記中對話的真實性的問題。因為游記是記錄作者在旅行途中的所見所聞，對真實性的要求很高，然而游記中出現的異鄉人形象或是使用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或是使用預先翻譯過的英語。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游記中出現的對話，是以哪種語言為標準的？然而無論采用哪種語言都會對游記的真實性問題產生影響。對此，我們共謀旅行者可以在任何地方與任何的人對話，并且可以以直接對話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觀點。

    偽譯的最后一種類型，即“偽譯(fictitious translation)”，常用于小說寫作中，以符號（sign）的形式表明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例如，19世紀文學作品中使用的“仿中世紀英語（mock medieval English）”，以表明說話者使用的不是英語，他們的話是經翻譯而來的。此方法主要做對比使用：一方面體現英語語言和英語民族的高貴，準確；另一方面暗示非英語語言使用者在社會地位，智力上等的低下之處，從而達到抬高英語語言及其使用者的地位，貶低非英語民族的人民和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的目的。這種文本策略在小說中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深層含義，常用以表現他者形象。

對偽譯的五種類型及其處理方法，作者最后做了總結，得出了以下結論：翻譯的范圍是含混的，是時刻變化的，因此沒有必要把翻譯圈定在一個小范圍之內，而是應該把翻譯理解為一套文本策略，在此之中作者（譯者）和讀者進行了共謀。

四﹑白璧微暇

對“偽譯”術語之起源，作者巴斯奈特講得很含糊。筆者在參閱多種參考文獻之后發現，Pseudo-translation(偽譯本)作為一個術語在西方文學界通用，起始自Anton Popovic在1976年對“偽翻譯”(fictitious translation)的定義。Popovic在定義中說:“作家為了贏得廣大的讀者群，便利用讀者的閱讀期待，將自己的原創作品偽裝成譯本發行。作家試圖借助‘翻譯，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偽翻譯的出現通常都具有主觀動機’”。文章中所出現的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是最早對偽譯本現象關注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著作“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中為偽譯本做出了明確而相對科學的定義。此后他在1984和1995年的著作中又專門研究了偽譯現象。“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一書中對偽譯本定義的修訂反映出圖里判斷翻譯現象及進行譯學研究的完整視角。這是本文需要注意的地方。

關于偽譯的功能的探討，蘇珊·巴斯奈特只是一筆帶過，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因為既然談到這個問題，就應該較為詳細的論述，以使讀者有較為明了的印象。戈登·圖里（Gideon Toury）較為詳細的總結了偽譯的用途：1.翻譯被認為是一種次要的文本生成方式（secondary mode of text-generalization），翻譯文本即便有離經叛道的內容亦能被容忍，故而，偽譯本成為某一文化引入新事物新觀點的便捷途徑；2.作家試圖改變創作風格但又不愿意自己新的努力受到已有聲譽的影響，便可能此采用偽譯本的翻譯方法；3.利用一種文化在某一目的語中的優勢地位，將自己的作品偽裝成該優勢語的譯作，以此來影響讀者對該作品的接受；4.作家為避免自己的作品遭到審查而采取偽譯本的方式；5.偽譯本以真正翻譯的姿態或者以某種亞體系的方式出現在目的語文化中，已達到目的語文化整合的需要；6.權利機構故意使用偽譯本來達到文化規劃的目的。

五﹑小結

《翻譯何時不為翻譯》一文，總體而言，詳略得當，較為系統的論述了偽譯的表現形式，偽譯出現的原因等等，對想了解偽譯現象的讀者而言，確是一篇很好的入門文章。

作者簡介：崔山，女，（1985年8月--），安徽宿州人。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2008級研究生，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