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1929年4月生，江西吉安人。我國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科普作家，是中國概率論研究的先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5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數學系。1958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獲副博士學位。此后，王梓坤回國后在繼續自己研究的同時，積極培育概率論和隨機過程的研究隊伍，并于1959年開始帶研究生。1984年至1989年王梓坤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明天是第30個教師節。30年前的1984年，時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的王梓坤致電本報記者黃天祥，呼吁將“九月的一天定為全國教師節”。報道刊發后迅速引發巨大反響。一個多月后，全國人大正式確立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

　　近日，已經退休的黃天祥與“老朋友”王梓坤在北師大再度重逢。記者現場見證兩位老人“隔代友誼”的同時，也重溫了那段歷史——一個電話，一篇新聞稿，不經意間成為了中國教育史的燦爛一筆。如今已經85歲高齡的王梓坤依然閱讀《北京晚報》，關注中國教育。他說，當年的呼吁“應該是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事。”

　　30年前的教育思考

　　催生設立“教師節”念頭

　　在近千畝的北師大校園里，樂育宿舍樓并不起眼。沒有豪華大氣的外墻，磚體裸露，加上樓間綠樹成蔭，更顯低調。事實上，不少師大的老教授都安家于此，王梓坤也不例外。

　　初秋爽朗的下午，記者和黃天祥登門拜訪王梓坤。記者注意到，老校長的書房是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南向小屋，桌椅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樣式，兩面墻都安上了書柜，里面擺放著密密麻麻的書籍，有些書放不下了就整齊地碼放在地上。

　　落座簡單寒暄后，老人回憶起了30年前“關于教師節”的那個電話。“那時我剛剛離開南開大學，出任北師大校長，國家經濟好起來了，但總感覺尊師重教的氛圍還不夠濃。”王梓坤說，經歷了“文革”后的他深深體會到當時教師地位的卑微，“很多地方的觀念都是‘老師干得好才可以推薦去當售貨員’，這肯定是不正常的。”王梓坤現在提起還有些憤憤不平，“在我的老家江西，當時很多校舍都是破舊不堪，老師的工資不足以養家糊口。”他說，那會兒他就一直在想，教育、教師，這兩者的地位肯定需要提高。

　　所有的思考在1984年12月9日這個冬日的清晨化作靈感迸發。王梓坤有早起上班的習慣，清晨5點多鐘，他離開家門朝著辦公室走去。天色尚早，北師大的學生們大多還未起床，校園里特別安靜。走著走著，王梓坤的頭腦里出現一個大膽的想法，“應該呼吁國家設立一個教師節，在全國開展尊師重教活動。”近30年后，王梓坤回憶起當時的設想時表示，當時考慮的是北師大作為全國師范類高校的代表，應該起示范作用，“我當時作為校長，要提出這個呼吁，也要帶頭在師大校園內形成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

　　兩位“教師”心靈碰撞

　　北京晚報及時報道

　　一段幾百米的校園小路，王梓坤一邊走一邊想，越想越興奮。到了辦公室，他馬上撥通了此前已經相識的本報記者黃天祥的電話，“我就跟他說了我的建議，說得還挺激動。”王梓坤回憶道。掛斷電話，他并沒有想到這一建議能夠成為一篇日后足以載入史冊的新聞稿。

　　電話的那頭，當時的北京晚報記者黃天祥一邊聽王梓坤校長的建議，一邊陷入了思考。在成為北京晚報記者前，黃天祥也曾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我也經歷了‘文革’，知道提高教師地位是多么重要。”他說，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建議后，他馬上開始整理寫作。當時還沒有電腦，黃天祥鋪開稿紙，拿出鉛筆“爬格子”，然后馬上送給編輯修改，排版、印刷。

　　第二天，題為《王梓坤校長建議開展尊師重教月活動》的新聞稿在《北京晚報》頭版刊發。報道中，王梓坤明確提出尊師重教月可在每年八九月份， 并建議“該月的一日定為全國教師節。”報道引發巨大反響。“在當時已經是最快的采訪速度。現在回過頭來看，應該說是兩位‘教師’的心靈發生了碰撞。”黃天祥笑道。

　　教授聯名致信人大

　　“教師節”建議終獲采納

　　自己的建議在《北京晚報》刊發5天后，王梓坤專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邀請了北師大的著名教授鐘敬文、啟功、陶大鏞、朱賢智、黃濟、趙擎寰等人參加討論。設立教師節的這個倡議得到教授們的一致同意，他們聯名向上級人大提出。

　　30年后的今天，當記者問起王梓坤，后來是否為“教師節”設立做了其他努力時，他謙虛地說沒有了，“我就是一個老師，我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然后繼續忙于教學和校務工作。決策是其他相關部門同志的任務了。”在教師節建議提出僅僅一個月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

　　“我沒想到這么快就宣布設立教師節，第一個反應是非常非常高興，并立即開始著手準備第一個教師節的慶祝工作。”王梓坤說。當年的9月10日，北師大舉行教師節慶祝大會，年輕的師大學子在現場打出了“教師萬歲”的橫幅，“看到橫幅一下子熱淚盈眶。”王梓坤回憶，學校事先完全不知道學生的創意，但現在看，其意義與一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那幅“小平你好”相當。

　　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書里，王梓坤回憶道：一天清晨，忽然想到我國應設立教師節，便立刻把這個建議電話告知黃天祥。他很贊成，并且第二天就把建議刊登在《北京晚報》上，這對教師節的設立，起了促進作用。我和教育界的同仁都非常感激他和《北京晚報》。

　　教書多年桃李天下

　　子承父業還當教師

　　自己是數學界的知名權威，王梓坤的愛人也是北師大的教授，在俄國文學的研究領域造詣頗深。兩位教師相濡以沫幾十年，他們有兩個兒子，如今已在國外定居，“他們叫我們也過去，我們不愿意，不大習慣。”王梓坤說。有意思的是，王梓坤教授的小兒子如今子承父業，也成了一名大學老師。

　　在聊天中，王梓坤說起了他教育子女的一段插曲。來師大前，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從教，孩子在北京生活。兩地交通不便，平時只靠通信聯系，“我每次給孩子寫信，除了日常問候叮囑外，都會出兩道數學題。孩子得做完了寄回來。”王梓坤笑道。可能是受到自己從嚴治學的風格影響，王梓坤說兩個兒子的學業從沒讓他操過心，“看書、做作業，都很自覺。”

　　從教數十年，王梓坤早已“桃李滿天下”。對于弟子們的成就，他很謙虛地說“還可以”，臉上卻是自豪的神情。記者了解到，他早期的學生包括施仁杰、楊向群、吳榮等人，不少都已經成為我國概率統計學科的權威專家。

　　傳道授業解惑

　　傳道位列第一

　　85歲的王梓坤如今身體硬朗，每天作息規律。他一輩子做嚴謹的數學研究，現在卻愛上了人文類的書籍。在王梓坤的書房，記者見到了如《胡適傳》等不少人物傳記。“平時都會看看。”他說。平時，王梓坤還會經常下樓在校園里溜達，偶爾還會騎上自行車去報亭買份報紙，“現在我還看《北京晚報》，辦得挺不錯的。”

　　今年我國將迎來第30個教師節，王梓坤感慨“現在教師的社會地位已經得到了全面提高。”這位曾經留學海外，在數學概率論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院士在退休后一直關注著教育的發展，“現在生活水平高了，不過教師的待遇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另外我建議在校老師每隔兩三年也要經歷一次培訓再教育，通過‘自身充電’，提高教育質量。”他又通過本報記者提出了新的建議。

　　王梓坤說他很推崇唐代文人韓愈所寫的《師說》，里面有一句話對教師有著準確的定義：傳道、授業、解惑，“三者又以傳道排第一位，我認為教師應該首先幫助學生養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明理知是非，然后才是教授實際應用的知識。”

　　臨近告別時，王梓坤說自己已經把一生奉獻給了教育，做老師他從來不曾后悔，“搞了一輩子教育，沒想過干別的，一日為師，就終生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