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5日下午兩點半,你們說的那幅《潑水節》到底在哪兒?”鄧小平邁進首都國際機場出境大廳時,隨口向李先念問了一句。誰料,這句半玩笑半認真地發問,很快就把一群工作人員聽得心里直打鼓——這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大尺度壁畫,褒貶聲此起彼伏,如今終于要迎來最高層的“檢閱”。
機場剛落成不久,裝修味道仍未散盡,卻已被二十多塊色彩斑斕的巨幅壁畫點亮。張仃受命統籌,集結了全國一線畫家。陶瓷與混凝土相撞,傳統神話和邊疆風情齊飛,機場儼然成了當代藝術展廳。作品中最“扎眼”的,當屬袁運生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三位傣族少女赤足、半裸,水花飛濺,生命力撲面而來;也正是這份赤誠,引發了審查與輿論的雙重考驗。
時間倒回一年多前。1978年春,云南昆明的一個簡陋客廳里,吳冠中、范曾談現代主義,丁紹光點煙,袁運生挨著墻根坐著默不作聲。那天深夜,袁隨手用削成扁片的竹筆勾出一組速寫,線條狂放,卻極具韻律——這份“野味”讓丁紹光直言:“老袁,這畫拿去做壁畫,再合適不過!币痪渫嫘,竟成日后機場項目的伏筆。
1979年4月,首都機場向全國征集方案。“西雙版納風情”這一主題只有一席名額,丁紹光主動讓賢。袁運生提交的草圖通過初審,可惜卡在“人體”二字。為了不讓作品胎死腹中,他在少女胸口硬是添了一條疑似“抹胸”的線。草審委員掃兩眼,點頭放行。誰也沒想到,上墻后那條線被袁悄悄擦掉,真身乍現,輿論炸鍋。
七月流火,機場施工區一度被游客圍得水泄不通。有人連夜坐長途車,只為看一眼“新中國第一裸體壁畫”。也有人寫信到部委,質問“公共場所豈能赤膊?”部門內部開會次數陡增,口徑卻始終打不開。一位干部干脆拍桌子:“不行就讓袁運生給姑穿上短褲!”消息傳出,袁急了,直言“改畫是丑聞”,當場拒絕。
僵局拖到十月。李瑞環覺得再扯下去難看,干脆請小平同志親自看看。領導一行抵達現場,站在壁畫前足足三分鐘。水汽、光影、少女的背影交織成一幅放大的南國盛景。鄧小平微微一笑,說了句:“這有啥好爭議的?挺好嘛!甚至可以多印點,賣給外國人!币痪湓,爭論戛然而止,眾人長舒一口氣。
新聞稿第二天便見諸報端,贊詞不少,但風波并未完全平息。年底,機場大廳突然掛起厚窗簾,將少女腰部以下遮得嚴嚴實實。袁運生此時已調回中央美院,他不甘心,四處寫信,理由簡單直白:如果拆毀作品,中國的開放形象會被國際媒體放大解讀。新華社記者李安定支招:“先把國際影響擺上桌,再談藝術。”這一策略最終奏效,壁畫暫留,只是“打補丁”的辦法讓人啼笑皆非。
1982年,袁赴美研修。三年后他寄回一封信,只有一句話:“請替我看著那面墻!睕]人想到,直到改革開放的步伐更穩健之后,遮擋《潑水節》的三合板才被拆下。日曬與暗藏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色澤,對比鮮明,像是給那段跌宕歲月做了無聲注腳。
回頭細算,從草圖到亮相,再到“重見天日”,這幅壁畫幾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節拍起伏。它讓普通游客第一次在公共空間正面凝視人體,也逼著管理層思考審查尺度。不得不說,《潑水節》不僅僅是一幅畫,更像一把體溫計,記錄著社會意識的漸進升溫;而鄧小平“多印點賣給外國人”的幽默,卻精準點出了開放心態與文化自信的要義。
對于今天的觀眾來說,三位傣族少女早已不算“大尺度”。但如果把時間坐標撥回到四十多年前,就能體會到那條被抹去的“裙線”背后有多沉重。時代在變,審美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藝術對自由呼吸的渴望。在首都機場的候機大廳里,人們腳步匆匆,偶爾抬頭,那抹清涼的水花依舊在墻面上飛揚——提醒每一個過客:勇氣,曾經改變過一堵墻,也可以繼續改變更多。
來源:大運河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