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教師黃超怎么也沒想到，因為在網絡上直播課堂內容，自己一夜間成了“網紅”，迎接他的雖然有鮮花和掌聲，但也有很多網友的口誅筆伐。

　　“很多家長反映不知道孩子在學校學了什么，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給孩子輔導。”秋季剛開學，在蘭州市西固區福利西路小學，經與家委會商議，二年級語文老師黃超將時下最火的直播搬進了課堂，在映客上分享自己執教班級的上課情況。

　　“黃老師要進行課堂直播。”消息一經傳開，300多名觀眾涌入直播間，短短40分鐘內，參與直播的家長不斷“點亮愛心”、送出“映票”。黃超也經歷平生第一次大規模“漲粉”，一下收獲100個粉絲。

　　進行第三次直播時，有網友將直播課堂的信息轉發到微博上，令黃超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課堂直播引起了廣泛爭議，他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很快，課堂直播活動被校方緊急叫停，所有上傳視頻也一并下架。

　　有人為創新點贊，有人提出種種疑慮

　　在嘗試課堂直播時，為了確保效果最佳，黃超早早在講臺上固定了手機攝像頭，保證整個教室的場景都能容納在內。此外，他還再三完善教案、設計與學生的互動環節，“努力呈現完美的課堂效果”。

　　“直播上課對我也是挑戰。”一堂課下來，已有8年教齡的黃超也難免有點緊張。他發現，“課堂效果不錯，學生覺得有家長關注著，上課更加認真。”

　　“朗讀課文時聲音洪亮，舉手也更積極了。”在第三節直播課堂，學生家長林一這樣評價兒子課堂表現，在她看來，這些改觀源于課堂直播后自己對孩子的及時引導。在第一次觀看直播時，林一發現兒子一直不敢舉手回答問題，她專門抽出時間，與孩子談心，成功化解了因預習不足不敢參與教學互動的問題。

　　并不是所有家長都和林一一樣，覺得課堂直播有價值，因為直播平臺的商業屬性，甚至有個別家長對黃超直播的目的產生懷疑。

　　“是不是我不刷禮物，老師就不好好照顧孩子了？”黃超班上的一名家長告訴記者。這名家長還指出，家里老人還會反復觀看課堂直播的視頻，對孩子的錯誤盯著不放，給孩子造成心理壓力。

　　網友留言也呈現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為黃超的大膽創新點贊，有人則針對課堂直播提出種種疑慮。

　　“班里都是小孩子，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隨便截圖，了解孩子的信息后，有可能存在安全威脅。”有家長直言自己的擔憂。

　　也不乏有人將黃超這一舉動定義為“變相”收禮。看到網上的激烈爭論，處在輿論漩渦中的黃超感到一絲悲傷。他有些坐不住，便拿出手機，在微博寫下一條簡短的情況說明：“直播經過家長同意，并未影響上課質量。”

　　最讓黃超感到委屈的是“借直播斂財”的說法，他對記者表示，3次直播獲得的禮物兌換成現金僅有12元，其中貢獻最大的“土豪”是同一課題組的一位同事。記者仔細觀察發現，在課堂直播過程中，黃超與參與家長沒有互動，課堂的主角始終是全班學生。

　　黃超所在的西固福利西路小學回應稱，校領導班子集體約談黃超后，雙方已達成共識，將即刻停止課堂教學直播活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影響。同時，該校聲明也強調，黃超善于創新課堂教學，注重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出發點是好的”。

　　課堂直播被叫停，黃超沒有太在意，他仍然在課余翻閱資料，尋找錄播案例，與同事交流，思考如何讓家校共建成效最大化，切實提升教學效益。

　　“互聯網+教育”究竟該如何實踐

　　當下直播在各行各業興起，卻在中小學課堂教學中反應平淡。

　　小學教師何文文明確表示不認同課堂直播。“能直播的往往不是課堂實錄，是公開課，是作秀課。”何文文還認為，用攝像頭來替代教師營造課堂教學秩序，是“懶政”的體現，不利于教師自身在引導課堂教學、提高學生自律方面進行探索。

　　“不一定要直播，家長想了解孩子渠道很多，比如和教師通過班級群直接溝通，或者在家長開放日走進課堂。”何文文會在家長群里不定期上傳學生課堂上的照片、參加活動時的視頻，并和家長就孩子情況進行溝通交流。

　　在西北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院長郭紹青看來，直播課堂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目前教育部已經面向農村地區實施同步課堂，利用直播技術解決農村地區師資不足的問題。

　　郭紹青直言，能不能借助直播進行家校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個模糊的命題，還要明確在什么范圍內進行直播、如何直播等問題。

　　“教育系統應該主動作為，建立支持保障隊伍，對教師的創新方案有一定的審定制度以及相關的技術保障，這樣才能讓家校互動真正落到實處。”郭紹青說。

　　教育領域專家熊丙奇則建議，教師要更多尊重課堂參與者的權益，在得到學校以及學生、家長的同意后進行課堂創新，進而實現教學資源的開放共享和有效輻射。（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富春 實習生 王豪 盧夢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