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11點52分，楊敬年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噩耗傳出后，這么多的人自發地前來悼念他，不僅是因為他一生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更在于他的道德文章、學識人品。

　　我想，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講，學習楊敬年先生，做像他那樣的“四有”好老師，才是對他最好的悼念。

　　我們要學習他堅定的理想信念。楊敬年先生出身貧寒，年輕時就追求光明和進步，他曾投考黃埔軍校（長沙第三分校），后因不滿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反共清黨，憤然離校回鄉教書。解放前夕，他謝絕友人勸他出國的好意，留在學校迎接解放。新中國成立后，他滿腔熱忱要為人民奉獻聰明才智，卻不幸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屢受冤屈，不僅被錯劃為右派，竟然還被判處管制勞動和剝奪政治權利3年。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病不起，受到牽連的兒子英年早逝。在如此悲慘的境遇中，他不怨不頹，堅信黨和人民，達觀面對逆境。直到改革開放后，他20多年的冤屈才得到改正，恢復教師的工作。不久，他以近80歲的高齡申請入黨。百歲高齡時，楊先生寫下自述：“我40歲時得到牛津大學博士學位，80歲時成為共產黨員，都花費了40年的時間，才實現自己的夙愿。但牛津博士只是求學的頂峰，共產黨員才是做人的頂峰。”楊先生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什么是信仰堅定、百折不回，什么是不忘初心、對黨忠誠。

　　我們要學習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楊敬年先生一生經歷坎坷，卻始終堅持“為公”的情懷，始終堅守誠信的底線。1948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受南開大學之邀，放棄原先去美國的打算，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任教。后來即使在逆境中也始終沒有被厄運壓倒。他以驚人的毅力，翻譯了國家需要的總計230多萬字的外文著作和200多萬字的聯合國文件，盡管那時根本無法署上自己的名字。1979年恢復教授職稱時，楊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仍重登講臺、教書育人。2011年，他反復聽了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他對我說，這篇講話不僅講1921年以來或是1919年以來，而是講1840年以來，講得非常好。他說，中國過去的經濟基礎和制度，是從1840年后被破壞的，經過100多年的艱辛探索，終于走出了新的道路，建立起新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他建議“要研究184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歷史發展，好好寫出本書來”。他以103歲高齡講出這番話，不禁使我想到“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精神情操。

　　我們要學習他深厚的學識學養。楊敬年先生一生勤奮好學，持之以恒，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他是留英回國的教授，新中國成立初期，根據國家建設需要，他積極補學俄語，還參加業余大學學習馬列主義課程。他對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貢獻卓著，80歲退休后仍筆耕不輟，90歲時寫成跨學科專著《人性談》，接著開始重譯《國富論》。那段時間，他每天凌晨3點起床，到早上7點連續工作4個小時，下午進行校對，終于歷時11個月完成了74萬字的譯稿。楊先生用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奮發進取，告訴我們扎實學識、深厚學養究竟是從何而來。

　　我們要學習他寬廣的仁愛之心。南開校歌有云：“美哉大仁，智勇真純。”楊敬年先生不僅是通達天地境界的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他一生勇于面對挫折與逆境，待人處世真誠純潔，就是因為他的心中有大仁大愛。他愛家人，照顧臥床24年的病妻。他愛同事，和善地與人相處，不計較在特殊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愛學生，86歲結束返聘后才徹底告別講臺，但100歲時還在電話里給學生講哲學課。他愛老師，每當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時，他總是對求學過程中遇到的幾位恩師念念不忘，特別是何廉、方顯廷、張純明、李銳、陳序經和楊石先，不僅對他做人、治學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他人生道路的選擇中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人遇到好老師是人生的幸運，一個學校擁有好老師是學校的光榮，一個民族源源不斷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師則是民族的希望。”楊敬年先生是我們大家的好老師，能遇到這樣的好老師，是我們人生的幸運。學做他那樣的“四有”好老師，是我們廣大教師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