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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
人物簡介 啟功,滿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輟學后，發(fā)憤自學。稍長，從賈羲民、吳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姜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鉆研，終至學業(yè)有成。
1933年經(jīng)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yè)于陳垣，涉足學術(shù)流別與考證之學。后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shù)系助教；
1938年后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
1952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lián)合會創(chuàng)會主席，中國佛教協(xié)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
其主要著作《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xiàn)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
《啟功全集》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雍正帝胤禛——五子和親王弘晝——一子永璧——二子綿循——三子奕亨——五子載崇——二子溥良——長子毓隆——獨長子恒同——獨長子啟功
啟功出生于書香世家，啟功之祖父毓隆（1872年－1923年）幼承家學，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恩科二甲109名進士，散館授編修。
啟功之曾祖父溥良（1854年－1922年）年輕時，請求革去封號、俸祿，參加科舉，并考中光緒六年（1880年）二甲第三十七名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啟功之遠祖和親王弘晝（1712年－1765年）是歷史上有名的荒唐王爺，喜好辦喪事，吃祭品，但亦有歷史學家指他其實是為免卷入弘時（雍正三子）和弘歷（雍正四子乾隆皇帝）對皇位的爭奪而以“荒唐”為名韜光養(yǎng)晦。
啟功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畫家和書法家。他著作豐富，通曉語言文字學，甚至對已成為歷史陳跡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詩詞，同時又是古書畫鑒定家，尤精碑帖之學。
欣賞他的書法作品，總要聯(lián)想到他對碑帖的精深研究，因為他對碑帖的研究和他的書法藝術(shù)成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碑帖之學是明清兩代興起的一門學問，這門學問現(xiàn)在隨著地下墨跡的不斷出土，開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這片園地的開拓者之一。這門學問除夸揚珍異、競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約分為二類：一是研究其中歷史資料，以碑刻文辭證史補事，或校讀文辭；二是賞鑒、研究其書法藝術(shù)。啟功先生兼于兩者，更精于后者，他在兩者之間融合貫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籬。“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他寫這首詩是有感于過去多少鑒賞家重視碑帖的書法，而對其中文辭則往往視而不見。名家如孫承澤、翁方綱以及葉昌熾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過文辭內(nèi)容。正因為這樣，他把歷來定論的《曹娥碑》駁得體無完膚。因此，所謂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況蔡邕的書丹。
啟功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我最喜歡他的發(fā)比喻，時出妙語，對書法藝術(shù)以及書法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其獨特的《論書絕句百首》，這是他數(shù)十年書法實踐、研究的體會。特別是詩中的自注，行文
雋逸，闡見解。我自己有些長期窒礙的問題，讀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開朗之感。諸如考證《鶺鸰頌》出于開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遠后之臨《樂毅論》以證明王羲之書體勢之雄強；鑒定張旭書庾信《步虛詞作》實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筆；以西陲晉人殘紙證《閣帖》中索靖書法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是翻書法史上成說的案，論據(jù)充分堅實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論蔡襄、祝允明書法之未成自己體段；柳公權(quán)、黃庭堅書法用筆盡筆心之力，結(jié)字聚字心之勢。而其中對歷代著名書法家之特色，各時代書法的體勢、風格，以至辨別書體源流，變遷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啟功除了是當代著名書畫家，亦通曉語言文字、古書畫鑒定之學，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學上，啟功開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啟功嘗作詩論曰：“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學者，如葉昌熾、翁方綱等研究歷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內(nèi)容；只知書法，而略其辭章之習。
除研究方法開拓新途外，啟功更對《孝女曹娥碑》的真?zhèn)巫鞒鲆诲N定音之論，判定歷代相傳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跡。期間，雖有部分學者提出異議，如香港學者陳勝長曾撰〈絹本《孝女曹娥碑》墨跡考辨〉與之辯論，惟啟功以其獨特的研究方法與深厚學養(yǎng)，對陳氏之立論作出有力反駁，并深責陳氏之說乃“一派胡言”，終使《孝女曹娥碑》的真?zhèn)蔚靡员婷鳌Ｔ敿氄撌稣垍⒖紗⒐Α墩摃^句》《古代字體論稿》《論書札記》等書。
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彭利銘如是評價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是中國書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剛正、儒雅大方、幽默風趣，是為人師表的典范。啟功是第二屆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為中國書法的正本清源、發(fā)展創(chuàng)新做出過巨大貢獻，他的逝世，是中國書法界和文藝界的巨大損失。啟功先生直到晚年還堅持帶學生，一生桃李滿天下，我們將會永遠記住他。”彭利銘先生回憶說，啟功老師非常幽默風趣，一生有許多有趣的小故事。曾經(jīng)有收藏家拿著他所收藏的啟功老師的作品請他鑒別，啟功看后發(fā)現(xiàn)是假的，但沒有直接說出來，而是風趣地說：“哎喲，這比我寫得好!”
山東省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評審委員陳梗橋先生說：“啟老是一代著名的學者、教育家、書法家，也是社會公認的鑒賞家，一直大力支持中國的文物鑒賞和文物拍賣，中國文物界對他敬愛有加。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與啟功先生有過多次交往，他給我印象最深、啟發(fā)最大的是在文物鑒定方面的實事求是：鑒定古代書畫，知道的就是知道，不明晰的就說不知道，非常坦誠。我曾攜帶省博物館收藏的一清代的冊頁到北京請啟功先生鑒定，他給了我很多啟發(fā)。另外，在交往中我感覺到他的一些觀念都十分開明，并且往往以樸實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表述出來。他是個京劇迷，常說：‘京劇里板眼第一，然后才能講韻味。寫字也是如此，先講究結(jié)體，才能求韻味。’這句話在我多年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起到很大的啟迪作用，避免了一些彎路。”
作為啟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啟功先生的學生趙仁珪告訴記者，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夠幫先生整理出一份記錄自己人生的口述歷史，但是一直以來啟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絕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評價，難以措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希望重復過去的痛苦，去回憶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啟功終于勉為其難同意口述。
我叫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有的人說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現(xiàn)在很多愛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別人也愿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還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愿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于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說，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家望族，也難免要經(jīng)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瑯琊王家的后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說，我就像古時戲劇舞臺上的丑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么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啟功”那樣一個人。
我雖然不愿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這里簡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guān)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歷，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只比弘歷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晝?yōu)楹陀H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后代。
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我有幸結(jié)識了一些當時知名的藝術(shù)家、詩人、學者，如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溥雪齋、齊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過師。在他們的教誨下，我日后比較見長的那些知識、技藝才打下根基，得到培養(yǎng)。在我回憶成長過程時，不能不提及他們。
說說齊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個遠房的四叔祖，他開棺材鋪，曾給齊先生做過一口上等好壽材，因此和齊先生有些交情。他專喜歡齊先生的畫，認為凡畫齊先生那路畫的就能賺錢，而我家當時很窮，他就讓我向齊先生學畫。
齊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淪陷時期，國立藝專聘他為教授，他在裝聘書的信封上寫下“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信退回。有一個偽警察想借機索要他一張畫，被齊先生嚴詞拒絕。
齊先生畫的藝術(shù)成就不用我多說，我跟他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開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畫蝦，沒見他親筆畫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飛揚的蝦須是怎么畫的，及至親眼所見，才知道他不是轉(zhuǎn)動手，而是轉(zhuǎn)動紙，把紙轉(zhuǎn)向不同的方向，而手總朝著一個方向畫，這樣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覺，這就是竅門，這就是經(jīng)驗。
我最喜歡的是他那些充滿童趣和鄉(xiāng)土氣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論比較怪異，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問“畫樹的要領(lǐng)是什么”，他說“樹干、樹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滌子（石濤）的樹畫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現(xiàn)在也想不通，再說他自己和石濤畫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讓我鑒定齊白石和他欣賞的石濤的畫時，我常開玩笑說：“這是假的，為什么呢？因為樹畫得不直。”
齊先生曾自稱書優(yōu)于畫，詩優(yōu)于書。在我看來他的詩確實不錯，但長詩不如小詩，他曾把自己的詩稿交給著名學者黎錦熙，黎先生為他編了年譜及選集，集中選了若干長詩，我覺得還不如不選。齊先生在論詩和作詩時，有時會出現(xiàn)一些錯誤，如他說金農(nóng)的詩雖然不好，但詞好。我記憶中金農(nóng)并沒有什么好的詞作，就問他為什么。他說：“他是博學鴻詞啊。”其實博學鴻詞是清朝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和“詩詞”的“詞”毫無關(guān)系。他有一首寫給女學生的詩，其中有一句為“乞余憐汝有私恩”，這有點不倫不類了。我這里雖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歡我，總管我叫“小孩兒”，常念叨：“那個小孩兒怎么老沒來？”就憑這句話，我就應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老師。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jié)婚后，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臟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fā)喪，才稍微松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后，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jīng)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fā)，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y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于燈市西口，與北大醫(y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經(jīng)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后老伴兒的，我說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后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席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愿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xiàn)在，感謝我的內(nèi)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yè)之一是書畫鑒定。我從實踐中總結(jié)了七條忌諱，或者說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眾。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quán)威的壓力，后四條是源于鑒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說，他是我的前輩，由于熟識，說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家，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說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家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以后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說：“不淘氣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說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說明“挾長”、“挾貴”的現(xiàn)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quán)威，而迷信權(quán)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zhí)柗Q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說：“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里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么我都給你，只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后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并不能說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啟功：別說我是書法家
書法家、文物家、史學家，所有的光環(huán)在他看來都是副業(yè)。
成為大名鼎鼎的書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啟功則不論尊卑，凡有所請，便欣然從命，不忍拂意。先生作書，不擇硯墨，宣紙下墊幾張舊報紙，口占詩句，握管直書，珠璣滿紙，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啟功很累，但啟老先生卻始終保持著寬容大度、豁達幽默的處世態(tài)度。
隨著電腦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們逐漸擺脫了傳統(tǒng)的“筆，墨，紙，硯”，越來越多的人習慣用電腦“寫”字，還希望電腦“寫”多種風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團推出方正啟體等18款新字體時，啟功應邀來到方正集團字模部現(xiàn)場，饒有興趣地觀看了電腦造字過程的演示，并就電腦造字提出了建設(shè)性的意見。作為著名書法家的他對于將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與現(xiàn)代電腦技術(shù)的結(jié)合大加贊賞，連說三個“好”字。如今，以之為源的方正啟體點畫活潑，體勢清朗，眉目清秀，體態(tài)大方，體現(xiàn)了啟體典雅遒麗、豪邁瀟灑的書法風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點。
他早就笑稱：“我就差公廁沒寫字了。”那是“東方之子”的名人訪談節(jié)目，記者是把啟功作為大書法家來采訪的。可是啟功首先聲明他不是一個書法家，他說他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后勉強算是一個畫家，書法只是他的業(yè)余愛好而已。
的確，啟功詩書畫成就斐然，并曾榮獲“中國書法藝術(shù)終身成就獎”，但書畫卻非主業(yè)。其主業(yè)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學、漢語，研究古代文學、史學、經(jīng)學、語言文字學、禪學，著有《漢語現(xiàn)象論叢》、《詩文聲律論稿》、《古代字體論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經(jīng)7年點校《清史稿》；20世紀50年代注釋《紅樓夢》。
啟功年幼時，祖父疼愛他，讓他拜雍和宮的老喇嘛為師。1歲喪父，10歲時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償還債務，家道已經(jīng)敗落得一貧如洗，以致啟功無力求學。在曾祖父門生的幫助下，他才勉強入校學習。1933年，21歲的啟功雖說沒有讀完中學，而筆下的書畫文章卻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門生傅增湘拿著啟功的作品，找到了當時輔仁大學的校長陳垣。為了啟功的生計，陳垣幫他找到了在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的職業(yè)。家境貧寒的啟功，能有這份工作實屬不易。可是，雖然他兢兢業(yè)業(yè)地教書，還是被辭退了。理由很簡單，他中學沒有畢業(yè)，沒有文憑。
啟功悲涼地走出校門。既然是書生，就只好用書生之法討生活，于是他終日習書作畫，以賣字畫為生。1935年，經(jīng)陳垣介紹，啟功又站在了輔仁大學美術(shù)系的講壇上。只是又因為他沒有文憑，而被再度辭退。
兩次被“炒”的啟功并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識到，惟有自強不息，提高自己的真才實學，數(shù)倍高于別人，才能立穩(wěn)腳跟。古道熱腸的陳垣第三次介紹他到輔仁大學教大一國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講臺上，并成為一位沒學歷的大學教授。今天，啟功說：“當時師生之誼，有逾父子。”
從那時起，他便養(yǎng)成了在學術(shù)上務實、求真的習慣，幾十年從未放松對自己的要求。他先后教過中國文學、中國美術(shù)和唐宋詩詞、歷代散文選等課程，也由助教晉升為講師、副教授。新中國成立后，院系調(diào)整，啟功繼續(xù)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
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他很早就名滿學界和書畫界，在全國也堪稱婦孺皆知。當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為他字寫得好，被譽為“中華第一筆”。不過，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說因為寫字不像畫畫費事，所以他也樂意寫字，因而也就寫得多，影響大。這樣說，當然是自謙語，但也不無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歡人稱他“書法家”，更愿意人稱他“教授”、“學者”。
書法家，文物家，史學家，所有的光環(huán)在他看來都是“副業(yè)”。他說：“我的主業(yè)是教師。”但他又從不以“教人者”自居，而總是那樣謙虛自抑，不讓人稱是他的“學生”。
有人指著贗品問：“啟老，這是您寫的嗎？”啟老聽了，微微一笑：“比我寫得好。”
啟功幾十年過慣了窮日子，現(xiàn)在條件改善了，他的書畫作品若論價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仍然是粗茶淡飯，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幾張極普通的沙發(fā)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舊家具，還不及一般人家的裝修和陳設(shè)，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會想到住房的主人竟會是“國寶”級的人物。“我主張生活儉樸，室內(nèi)家具全是多年不變的老面孔。朋友和學生們來訪，只有一杯清茶。可是他們知道我的喜好，來時從不空手，這個送來個洋娃娃，那個帶來只玩具熊。我的書柜日益變得名不副實，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國。看著那些可愛的小寶貝，我有時會不自覺地笑出聲來，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詩、書、畫和文物鑒賞于一身的啟功，是享譽國內(nèi)外的專家學者。他對歷代作品特征、作者風格了然于心，見識卓異，加上他有豐富的文物知識和文史修養(yǎng)，又熟諳典故，劣品和贗品總逃不過他的目光。難以理解的是，他對個人的作品從不看重。有個鋪子是“造假作品”的專賣店，標價不高，有人看了問店主：“是真的嗎？”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這個價錢嗎？”后來啟老聽說了這件事，就來到這個鋪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細。啟先生誰不認識呀！有人就過來問：“啟老，這是您寫的嗎？”啟老聽了，微微一笑說：“比我寫得好。”在場的人全都大笑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啟老又改口了：“這是我寫的。”事后他向我們解釋，他說：“人家用我的名字寫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難缺錢，他要是找我來借錢，我不是也得借給他？”他撰文稱贊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說當時有人偽造他們的書畫，他們不但不加辯駁，甚至在贗品上題字，使窮朋友多賣幾個錢。讓那些窮苦小名家得幾吊錢維持一段生活，而有錢人買了真題假畫，損失也不會多么大。這觀念雖不合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法，卻體現(xiàn)出啟功一向的仁者情懷。
啟功越來越感到時間不夠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學習的心得和經(jīng)驗，盡可能多地留給后人。為了整理論文和書稿，他經(jīng)常晚上靜下來加班加點。有時，為了不打斷思路而通宵不眠。
啟功在“上大學”一文中特別強調(diào)，“恩師陳垣這個‘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識的恩誼之恩！”為感謝陳垣先生對自己的培養(yǎng)并作永久紀念，啟功于1988年8月義賣書法繪畫作品，以籌集基金為北師大設(shè)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此后兩年時間里，啟功幾乎達到了“手不停揮”的創(chuàng)作境界，常常是夜半書寫，還捐出1萬元作為裝裱費。1990年12月，《啟功書畫義展》在香港隆重舉行，從300多幅作品中選出的100幅字、10幅繪畫，被香港熱心教育的人士認購一空，加上啟功應社會各界需要所寫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籌得人民幣163萬元。當學校建議獎學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時，啟功推辭，他說：“以先師勵耘書屋的‘勵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學習陳垣先生愛國主義思想，繼承和發(fā)揚陳垣先生辛勤耕耘、嚴謹治學的精神，獎掖和培養(yǎng)后學，推動教學和科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
2001年9月19日，啟功先生一階一階走上二層樓，參加全國第一個大學“宏志班”勵耘實驗班開學典禮。見到了30名品學兼優(yōu)而家境貧寒的學子，老先生將8萬元“中國書法藝術(shù)終身成就獎”獎金悉數(shù)捐出。在此之前，啟功還曾捐過3萬元建河北希望小學，捐出兩萬元資助一個山里孩子在學校吃午飯。執(zhí)教70年的啟功，究竟為貧困生付出了多少？他擺擺手說：“記不清了。”
他總是說過去需要錢的時候沒有錢，日子真難過，現(xiàn)在有錢但對于他已沒有多大用處了。思念親人的啟先生動情地說：“我最親愛的人，我的母親、姑姑、老師、老伴兒，他們活著的時候，我沒有錢讓他們過好日子；現(xiàn)在他們都死了，只留下我一個人，要這么多錢有什么用呢？”他說：“我們是有難同當，但沒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條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點，心里才平衡一些。”
李保軍
北京京倫飯店的店名是由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題寫的。由于我自幼習書法，又極喜愛啟功先生的墨跡，在京倫飯店工作期間，有幸見到了他老人家的真跡，讓我感到無上欣喜。
啟功先生手書的“京倫飯店”四個字不是很大，但對他而言就算是相當大了，因為啟功先生絕少書寫巨幅榜書，為商家題寫的店號一般也都是經(jīng)過放大再拿去制作的。那日我得以獨自研習和品味啟功先生的筆法，真是獲益頗多。
京倫飯店開業(yè)時，開業(yè)典禮搞得很轟動，許多畫界名家都獻上了他們的墨寶，這其中就有吳冠中、張仃、范曾等人的巨幅畫作。這些畫都高懸于飯店的殿堂之上，供來往客人駐足欣賞。但是誰也沒想到，開業(yè)一段時間后，啟功先生題寫的店名得撤換下來。
有一天，主管漢字規(guī)范化的部門派人來到京倫飯店，言說啟功先生寫的是繁體字，且“倫”字里面的“艸”部也寫得不規(guī)范，出了“岡”的頂端。這樣的字按規(guī)定不允許在公共場所里使用。經(jīng)他們這么一說，我們當時就傻了。啟功先生的字是書法藝術(shù)的精品，怎么能說撤就撤呢。我們酒店雖然是合資的，但是高聳在世人矚目的建國門大街，不更應該以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一種標志嗎？大家都覺得啟功先生的字撤不得，但是，來人畢竟是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主管部門，我們雖然心有不甘，但還是將啟功先生題寫的匾額撤下來了，換了一個簡體字的匾額掛上。店名的字體雖然規(guī)范了，但是看上去總覺得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如啟功先生的題字圓潤生動，賞心悅目。后來，趁飯店裝修的時候，領(lǐng)導指示把原來的題字再換上去，大家歡天喜地的將舊牌子重新掛上，都說還是啟功先生的字好，左看右看都舒心氣暢。
由于這件事，“倫”這個字的寫法在我心中成了一個謎，每在書法作品中看見都格外用心體會，很久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倫”這個字從來都是兩種寫法，“艸”可以出頭也可以不出頭，沒必要墨守成規(guī)。比如久負盛名的《圣教序》里邊“眾\經(jīng)論序”的“論”字，“艸”部就是出頭的。再后來，我從其它許多典籍中也找出了類似的例子。破解一個繁體字的寫法，雖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啟功先生學養(yǎng)之厚重，今人見識之淺薄還是不辨自明。由此可見，對于書法慣用的古漢字，即使是專業(yè)部門也不能輕下斷言。
王之鴻
什錦花園胡同屬東城區(qū)景山地區(qū)，是東四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shù)的第五條胡同。胡同東段曲折，自東向西溝通東四北大街和大佛寺東街，長600多米。明代，胡同西段稱“紅廟街”，東段稱“適景園”，因成國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家園林“適景園”而得名，清乾隆時稱“石景花園”，宣統(tǒng)時稱“什錦花園”，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什錦花園胡同”。
什錦花園胡同21號，舊時的門牌是什錦花園10號及10號旁門，在胡同中段北側(cè)，坐北朝南。
據(jù)房屋檔案記載:當年該院是兩座院內(nèi)相通的四進院落，共有房屋140.5間，占地面積近5000平方米。西院為主體建筑，有倒座南房10間，東頭3間倒座南房為三開間府門，門牌為什錦花園10號；一進院有東、西廂房各3間，7間北房為帶抄手廊的瓦房，中間1間作為北房腰廳連接二進院，二進院和三進院均為有游廊連接的四合院；四進院的北墻西段建有罩房。東院是配院，為兩進院；一進院有倒座南房7.5間，在“巽”位建廣亮大門①，門牌為什錦花園10號旁門；院內(nèi)西側(cè)有過道與西院相通，與西院府門及3間東房又構(gòu)成1個小院，北側(cè)建有垂花門②連通二進院；二進院西部是3個不規(guī)則的小院，東部中間有9間平頂磚房，平頂磚房的北面是堆有山石的花園。
此宅原為啟功的曾祖溥良的宅第，啟功出生于此，并在此生活了10年。
溥良是和親王弘晝之后，生于咸豐四年(1854年)，因襲爵遞降，只被封了個“奉國將軍”，僅靠“奉國將軍”的俸祿已難維持整個家庭的生計。溥良決定另謀他途，走科舉入仕的道路。可是，清代制度規(guī)定，有爵位的人不能在科場求取功名。于是，溥良辭去封爵，參加科考，中舉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過理藩院左侍郎、都察院滿右都御史、禮部滿尚書、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tǒng)等職。溥良在任禮部尚書時正趕上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駕崩”。作為主管禮儀、祭祀的最高官員，溥良在慈禧太后臨終前日夜守候在慈禧下榻的樂壽堂外，看見并詢問了太監(jiān)奉慈禧之命給被軟禁在中南海瀛臺的光緒送去一碗“塌喇”③。之后不久，隆裕皇后的太監(jiān)小德張(張?zhí)m德)向太醫(yī)院正堂宣布光緒皇帝“駕崩”了，接著樂壽堂內(nèi)哭聲大作，表明慈禧已經(jīng)咽氣。啟功說:“光緒皇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親賜他一碗‘塌喇’，確是我曾祖親見親問過的。這顯然是一碗毒藥。”可見，光緒皇帝被毒死之說是有根據(jù)的。
1923年，卸任多年的溥良病故，不久，10歲的啟功隨著他的祖父、母親和姑姑搬出了什錦花園10號，搬到了安定門內(nèi)方家胡同。后來，此宅成為漢奸、偽蒙古聯(lián)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的房產(chǎn)。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什錦花園胡同21號的原有房屋被全部拆除，在原址建成了3座六層單元式居民樓，門牌仍為什錦花園胡同21號。
①廣亮大門，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級最高的宅門，是具有相當品級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門形式。
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為二門，是內(nèi)宅的宅門。
③塌喇，滿語，意為酸奶。
１９７８年，啟功６６歲時，妻子、母親和恩師已經(jīng)先后離他而去，回想半世艱辛歲月，啟功悲痛之余寫下了這首詼諧、精煉《自撰墓志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日陋。身與名，一齊臭。（六，讀如溜，見《唐韻正》）
啟功先生逝世一周年后骨灰從八寶山請來，下葬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啟功先生的墓地占地3平方米。墓塋東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蒼松侍于左，坦途通于右。
2006年6月30日，啟功先生的忌日上午，在“老師走好”的祝福中，啟功先生的內(nèi)侄、侍奉啟功30年的章景懷將啟功先生的骨灰盒緩緩送入墓穴。盒內(nèi)與啟功先生同在的是師母幾件日常用品和二老的合影——刻畫在有機玻璃上的合影。師母病逝于“十年浩劫”中的1975年，骨灰蕩然，只好這樣退而求其次了。不過即使沒有骨灰合葬也了卻了啟功先生的心愿：師母逝世后，啟功先生有《痛心篇二十首》傾訴苦情，最后茫茫然祈求：“爹爹久已長眠，姐姐今又千古。未知我骨成灰，能否共斯土。”(啟功“自幼呼胞姑為爹”，她老人家終身不嫁，幫助太師母撫育啟功。“姐姐”系啟功對師母的稱呼。)
啟功先生的墓碑、碑座和墓志獨具豐采，可以說是啟功一生心性和修養(yǎng)的完美呈現(xiàn)。墓碑是一方放大的石硯，由濃黑而光可照人的大理石制作，正中直排鐫刻著啟功標準的簽名，姓名下橫排生卒年月 (1912—2005)，再下一行橫排鐫刻啟功法書“夫人章寶琛”，同樣，姓名下也是師母的生卒年(1910—1975)。墓碑沒有上下款，簡潔大方，樸素端莊。
墓碑匠心獨運的是碑陰雕刻了兩條硯銘，一是啟功曾經(jīng)收藏的清康熙“御硯”上的“御書”“御銘”：“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凈”，上有“康熙”“御銘”兩方印文。啟功是雍正第九代孫，生于辛亥革命第二年，他終生拒絕使用皇族姓氏，改革開放以后，皇室遺族以“愛新覺羅”自矜，但他依然不改素志，且作詩真誠諷喻。啟功并不把這方“御硯”當作傳家寶，但他喜歡這一“御銘”的內(nèi)涵，并以這“御銘”取了室名“堅凈居”，人稱“堅凈翁”，現(xiàn)在鐫刻在墓碑上，何等巧思!更巧而又令人感到無比親切的是另一硯銘：“元白用功之硯”。誰敢作這樣的硯銘?是誰書寫的?書者是“陳垣”，是啟功先生的恩師、北師大的老校長。1990年啟功年近八十遠赴香港義賣自己所作字畫，以設(shè)立以老校長命名的“勵耘獎學助學基金”，以聊補晚年“酒釅花濃行已老，天高地厚報無門”的遺憾。以后來這里憑吊啟功先生的人，讀到這方墓碑，誰能說盡有多少聯(lián)想和情思呢?
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蓮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蓮花座。啟功三歲在雍和宮按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禮，終生禮佛，號“元白居士”，逝世前病重入住北大醫(yī)院危重病房，他左臂插針管，右手仍持念珠，昏迷中似睡似醒的時候常常手指微動在數(shù)念珠。啟功自述：“我從佛教和我老師那里，學到了人應該以慈悲為懷，悲天憫人，關(guān)切眾生;以博愛為懷，與人為善，寬宏大度;以超脫為懷，面對現(xiàn)世，脫離苦難。”啟功“幼時孤露，中年坎坷”，遭大苦難而“悲天憫人”，心藏“苦情”而博愛眾生，這是修煉得來的達觀。然而啟功骨子里是錚錚鐵漢，正如他詩中的自白：“ 墓碑前與碑座相連的同樣質(zhì)地同樣顏色的一方巨石上，鐫刻著啟功生前的《自撰墓志銘》。這是一首三言詩，詩曰：“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這里唯一與當年預想不合的是死后不在“八寶山”而隱居于“萬安”。不過民間早把“八寶山”當作“死地”的隱語，這樣一想還是與原詩符契。
啟功先生修煉一生，筆耕一生，人品學問，有口皆碑：詩書畫一家三絕。在先生長眠的大地上，樹立這樣一方墓碑碑座墓志，稱得上一絕。這一絕，從選擇墓地、設(shè)計墓碑、碑座的型制和鐫刻的文字，都是景懷先生主創(chuàng)的。那一方墓碑不是康熙“御硯”的放大，也不是老師日常用硯的放大，那是兩方硯池的想象，是藝術(shù)構(gòu)思的結(jié)晶，它既是傳統(tǒng)墓碑的長方形墓石，又是常見硯池的雕塑，而碑陰更是兩個硯銘的并立：一位是先祖，一位是恩師。章景懷先生的這一組完整的設(shè)計，是對他姑夫的最后奉獻了。啟功先生生時，他三十年如一日盡心侍奉，養(yǎng)老送終;啟功先生死后，在墓碑上拋開陳規(guī)慣例，他只把自己連同其他兄弟姐妹的姓名刻在基座上，不細心尋覓幾乎看不到，毫無借光自照之意。誰說啟功先生無哲嗣?啟功先生的家風就這樣在 “潤物細無聲”中傳承著。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
啟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兒子，排行第五，名弘晝，封“和親王”。其后代逐漸從王府中分離出來，至其曾祖時，家族已失去門蔭，要通過科舉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進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tǒng)。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為典禮院學士，曾任學政、主考。
一九一三年 一歲
父親去世，隨祖父生活。
為祈福，祖父曾讓他拜雍和宮的一位老喇嘛為師，做記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爾札布”。當時正是辛亥之后，清帝遜位，其曾祖絕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過問國事。恰其曾祖有一門生，名陳云誥，亦是翰林，家為河北易縣首富，廣有資財，于是出資在易縣城中購買房舍，請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攜家人遷居易縣，啟功時年方三四歲。稍后，入私塾讀詩文。
一九二二年 十歲
曾祖去世。家業(yè)因償還債務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 十一歲
祖父去世。
家中變賣世藏書籍以作殯葬費用。當時母親克連珍與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華，都年僅二十余歲，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擔。恒季華為了教養(yǎng)這一線單傳的侄子成人，毅然終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啟功亦稱姑姑為“爹爹”（滿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 十二歲至十四歲
在北京匯文小學和匯文中學讀書。幼年啟功，看到祖父案邊墻上掛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畫的，又見祖父拿過小扇畫上竹石，幾筆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產(chǎn)生“做一個畫家”的愿望。他在學校的習作，曾被學校選為禮品贈送給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歲至十七歲
經(jīng)長親帶領(lǐng)，拜賈羲民先生學畫，賈先生博通畫史，對于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yǎng)，見解卓識。常帶啟功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代書畫，有時還和一些朋友隨看隨加評論，啟功也一一記下。這些活動使啟功深受啟迪和教育。啟功想多學些畫法技巧，賈先生又將他介紹給吳鏡汀先生。吳先生教授畫法，極為耐心，絕不籠統(tǒng)空談，而是專門把極關(guān)重要的竅門指出，使啟功長進很快。一次，一位長親命他畫一幅畫，說要裝裱后掛起，他感到很光榮。但長親又說：“畫完后不要落款，請你的老師落款”，這又給他很大刺激，從此發(fā)憤練字。
一九三〇年 十八歲
經(jīng)老世交介紹，從戴姜福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習作舊詩詞。由于老師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學，從青年時候起，便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
一九三二年 二十歲
與章寶琛完婚。章氏，滿族，長啟功兩歲。 為維持生活，教家館，有時也作畫賣錢。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歲
經(jīng)傅增湘先生介紹，受教于陳垣先生，陳垣先生看過他的作品，認為“寫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輔仁中學任國文教員。此后幾十年一直在教育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學，中間也賣過字畫，但他說：“那只是副業(yè)。”
一九三五年 二十三歲
任輔仁大學美術(shù)系助教，業(yè)余從事書畫創(chuàng)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抗戰(zhàn)勝利后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文獻館審稿和鑒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七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歲
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diào)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學。同年加入“九三”學社，被選為“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委員，后又被選為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此后曾與向達、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諸人標點敦煌變文俗曲。稍后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程乙本作注釋，這是建國后首次出版的《紅樓夢》注釋本。
一九五七年 四十五歲 母親和姑姑相繼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歲
撰寫完成《古代字體論稿》和《詩文聲律論稿》兩本書稿。
一九六三年 五十一歲
撰寫了《〈紅樓夢〉札記》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歲
“文革”爆發(fā)，一切公開的讀書寫作活動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學不輟。由于他精通書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寫大字報。
一九七一年 五十九歲
參與中華書局組織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與王鐘翰等負責標點《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歲
夫人章寶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 六十四歲
粉碎四人幫之后，師大恢復課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歲
《詩文聲律論稿》由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 六十六歲
文革后落實政策仍被聘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歲
《古代字體論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六十九歲
《啟功叢稿》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成立，被推為副主席。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赴香港講學，作關(guān)于漢語和《紅樓夢》的講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歲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立，任該組成員。
一九八三年 七十一歲
應中宣部《中國美術(shù)全集》辦公室聘請，任《中國美術(shù)全集》顧問。 參與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由七位專家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負責甄別、鑒定北京及全國各大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古代書畫作品的真?zhèn)巍?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歲
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被選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
一九八六年 七十四歲
被任命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歲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啟功韻語》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〇年 七十八歲
《論書絕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和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該書以詩的形式總結(jié)了他幾十年來書法實踐的系統(tǒng)理論，對歷代書家有評論，對書法的結(jié)字、用筆有獨到見解。 為設(shè)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在香港舉辦“啟功書畫義展”。
一九九一年 七十九歲
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 《漢語現(xiàn)象論叢》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將義賣字畫所得一百六十三萬余元全部捐給北京師范大學，設(shè)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 九月，赴日本東京、大阪訪問，參觀大阪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歲
全國政協(xié)、北京師范大學、榮寶齋聯(lián)合舉辦“啟功書畫展”，先后在北京、廣州和日本展出。 《說八股》、《啟功論書札記》、《啟功書畫留影冊》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八十二歲
赴韓國進行書畫交流。榮寶齋與韓國東方畫廊聯(lián)合舉辦“啟功·金膺顯書法聯(lián)展”先后在北京和漢城展出。 《啟功絮語》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 八十三歲
《啟功論書絕句一百首》、《啟功書畫作品專集》由榮寶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歲
十月，赴美、德、法三國訪問，參觀三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七年 八十五歲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館組織書畫代表團赴新加坡，舉辦中央文史館館員書畫作品展，啟功先生任團長。十月，應香港商務印書館邀請赴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活動，為香港回歸創(chuàng)作書畫作品多件。 《啟功論書絕句一百首》日文譯本在東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 八十六歲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是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五屆委員和第六、七、八、九屆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歲
六月三十日二時二十五分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