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北京3月4日電(記者張國)擔任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的王永志院士，這次把目光從天空拉回了人間。

今年的全國政協(xié)會議，這位獲過國家最高科技獎的政協(xié)委員，帶著兩份關于“小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的提案來到了會場。

一向低調的他鄭重其事地對組長秦大河委員說：“我預約一個發(fā)言。”

他呼吁減輕孩子的負擔——這個觀點在兩會上并不鮮見。去年，中國科技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傳杰委員在會上讀了北京一名小學生的來信，孩子自稱“沒有童年”。對面的聽眾，包括教育部部長。

但80歲的王永志這次帶來了一個調研報告，關于“競爭低齡化”。

去年12月，王永志找到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青少年科技活動站，請工作人員幫忙發(fā)放調查問卷。他與那些年輕人共同設計了問卷，隨后在北京市豐臺區(qū)9所中小學的2200多名學生、教師、家長中進行了無記名問卷調查。

隨后，他還邀請了約40名學生、家長和教師與自己座談。

他發(fā)現(xiàn)戴眼鏡的學生人數(shù)隨年級增長而“直線上升”。在調查中，自稱感到學習有壓力和壓力大的青少年占到75.4%，且隨著年級的升高而增加。在家每天學習時間1.5小時以上的占63%。有63%的孩子正在參加奧數(shù)、英語、作文等各種輔導班、補習班，每人平均參加四五個，多的達9個。

他發(fā)現(xiàn)，在一所小學，121名畢業(yè)生中，留在本片區(qū)中學的僅有20人，101人舍近求遠上了其他學校。而在一個人口4萬多的街道辦事處轄區(qū)，分布著50多家培訓機構。

原因是，家長們“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爭著把孩子往名校送，各類比賽證書或奧數(shù)成績成為選拔學生的重要標準，形成了體系外的“小升初”選拔機制。學校里的統(tǒng)考、測試特別是升學考試中，超出教學大綱的現(xiàn)象也不在少數(shù)。

對此，王永志說，既然教育資源不平衡無法在短期內(nèi)改變，那么嚴禁考題超綱、嚴格執(zhí)行義務教育國家課程標準，應該是教育主管部門可以做到的。他建議實行問責制，考題超綱的，主管領導問責；擅自將各種考級和競賽成績作為招生條件的，校長問責。“止不住超綱風，學生就減不了負。”

他還建議建立中小學生人身意外強制保險制度——因為發(fā)現(xiàn)，為了防止發(fā)生安全事故或人身傷害，部分學校被迫取消了很多體育項目，如跳箱、鞍馬、單雙杠、足球等。至于野外考察、標本采集、天文觀測、社會實踐等有益于少年兒童成長的課內(nèi)外活動，也都是能少則少。

這位著名的科學家說，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要從長計議，不能急于求成，應遵循青少年身心發(fā)育的規(guī)律，留給他們動手、動腦、交往、感悟的時間。“真要培養(yǎng)出人才來，就不要用一個模子刻。”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座談時，有孩子形容自己“受不了了”。也有家長告訴他：“孩子累得都想自殺！”

在調研中，他發(fā)現(xiàn)，人們的意見是存在分歧的。有人認為學業(yè)負擔過重，也有人覺得學有余力，需要輔導班。“我調查研究之后的結論是，需要是千差萬別的，你不能一刀切。”王永志的意見是：輔導班該辦還辦，但是教育部門必須釜底抽薪，超綱的內(nèi)容不允許考試，奧數(shù)等的成績不能與升學掛鉤。

在會場，他不自覺地拍著桌子說：“必須讓教育行政部門下決心。”

提起“競爭低齡化”，坐在對面的左鐵釧委員和張景安委員忍不住插話。他們感慨，“公務員熱”熱到了學前班。

左鐵釧說，如今有的幼兒園小朋友，問他將來想干什么，他說想當官。張景安委員說，自己從一個小孩嘴里得到的答案是：當官容易，還能“腐敗”。

“我嚇了一跳。”張景安說。

結果，至少有25位政協(xié)委員提筆在王永志的提案上簽了字，愿意與他聯(lián)名。

而王永志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家里的晚輩并沒有小學生，之所以做這件事，是要盡政協(xié)委員的“社會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