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小山村

——湖北省鄖西縣山村女教師胡安梅的故事

                               記者 張小武

第一次見到胡安梅是在2007年8月27日召開的教育部第8次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她作為由人事部和教育部聯合評出的2007年度全國優秀教師的代表，接受了在京各大新聞媒體的聯合采訪。在這位看似平常的婦女背后，曾發生過一連串讓人怦然心動的故事。

為收債走上講臺

鄖西這個隸屬湖北省十堰市、“位于鄂西北角，北依秦嶺、南臨漢江，北西南三面和陜西省接壤”的革命老區不僅是湖北省特困縣，而且還是國家級貧困縣。近年來，隨著“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作為水源區和該工程中線庫區，鄖西的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但“雙困縣”的帽子依舊讓這里的人們感到生存的壓力。

湖北口是該縣西北角鄂陜交界處的一個古老關口。距關口幾公里處有個叫桃園溝的山村，胡安梅就是這個山村小學的校長。15年前，當時只有18歲的她甚至連這個學校的一個代課老師都不愿當。這其中的原由，要從她去世的父親說起。

1992年，胡安梅的父親——年屆51歲的胡德榮倒在了他耕耘了22載的講臺上。這個小山村惟一的民辦教師的去世并沒有給這個不幸的家庭帶來榮耀，相反，他留下的只是他的學生欠下的960元書雜費。攥著這份發黃的賬單，胡安梅的眼淚嘩嘩地流了出來。

她無法面對這份賬單。雖然960元錢并不多，但當時對這個困難的家庭而言，這些錢所能起到的作用怎么說都不為過。父親去世的悲痛很快就被生活的危機沖淡，剛成年的她腦海里所能想到的辦法是，要回這筆錢，然后用以維持生活。她想，既然這些錢是父親為學生墊的書雜費，那么學生是應該還的，即使學生還不了，那也應該由學校還，甚至由村里還。于是，她決定向學校要回這筆錢。

但她的這種想法似乎過于“天真”。在這個貧困的山村小學，僅有的教育經費連給老師發工資都不夠，遑論還債。她有些絕望了。可就在這個時候，她的母親和村支書卻一再勸說她留在學校，踏上她父親曾經站過的講臺。父親去世后，學校缺少老師，已經初中畢業的她成了最合適的繼任者。再者，迫于現實考慮，雖然當老師掙不了幾個錢，但在這個貧困的山村，這幾個錢對她有著無法拒絕的吸引力。

于是她“傳承”了父親的職業，帶著“掙錢”的目的走上了講臺。但和父親一樣，這個學校不僅沒有給她掙錢的機會，而且半年下來，她再次重蹈父親的“覆轍”——看到自己的學生因沒有文具而無法正常學習，她一咬牙將自己每月不足60塊錢的工資給學生買了作業本和鉛筆，甚至還有一些書。

生活的艱辛使她意識到父親曾經的選擇是正確的。自從走上講臺后，她也認識到，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狀的途徑似乎只有依靠教育。所以此后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自己做了和父親同樣的選擇是明智的。可在當時，她并沒有從更高的層次上對自己的職業有所認識，不僅如此，當外界的“誘惑”襲來時，她甚至想選擇將這個記錄了她父親太多悲傷往事的山村小學棄之不顧。

走不出的小山村

1993年春節前，胡安梅在西安打工的好朋友回到了村子。看到穿著破爛衣服的胡安梅，朋友很難過，說：“到西安打工吧，像你這樣待在這小學校什么時候是個頭啊！”和衣著光鮮的朋友比起來，一種強烈的落差感開始涌上她的心頭。這一年她19歲，還從來沒有走出過這個藏在大山深處的小村子，外面的世界對她而言，不僅神秘，而且更現實的是，那里似乎可以掙到錢，讓自己和家里的生活得到改善。

選擇是痛苦的，何況她要經常面臨這種選擇。第一次選擇，她無奈地選擇了父親的道路，但這種選擇讓她再次陷入了貧困的深淵；這第二次選擇，她在貧困和致富、堅守和逃離間徘徊。整個春節，她都在這種艱難的選擇中左右搖擺。最終，她選擇了逃離。

1993年正月初七的晚上，她收拾了行李，憧憬著外面的世界，興奮的一晚上沒睡著覺。但當這種“沖動”的想法付諸行動時，她才發現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不負責任。第二天早上，看著收拾好的行李，她開始想到這樣一個現實的問題，即自己若一走了之，那些學生怎么辦？這種情況并不是沒有發生過，1992年1月到7月這半年間，因為她父親的去世，這個村小學的學生全部輟學在家。當時她對這種情況沒有太深刻的認識，但當這種事情發生她身上時，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她留了下來。但這次選擇并不是由衷的，她安慰自己說：“再教一年吧，也許明年有了老師，我就可以出去了。”可這種安慰遇到殘酷的現實時，她不止一次偷偷地落淚。1993年對她而言是更為不幸的一年，因為沒有糧食，發的幾十元工資又花在了學生身上，她連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她后來回憶說：“我整天都處在饑餓狀態，特別餓，我媽經常向鄰居借糧食。有時候借到還好，借不到我們一天就吃一頓飯。有一個鄰居說，你整天這樣借，借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呢？”

1994年正月，她鐵了心，無論如何要出門打工。她想如果這樣過下去，終有一天會像父親一樣倒在講臺上。1994年正月十八，她背上行李上了路。但這次，她還是沒有走出這個小村子。在路上，她遇到自己的一個學生。學生對她說：“胡老師，你到西安打工，誰來教我們，胡老師，你別走，我不讓你走”。當時這個學生抱著她的腿哭，于是她也哭。哭的時候，她想，自己走了以后，自己的學生真的沒人教了，自己會害他們一輩子的。就這樣，她含淚答應這個學生：“我永遠不走了”。

錢要花在學生身上

為提升自己的知識，當一個合格的老師，負起“讓自己的學生走出大山”的重擔，1995年，胡安梅參加了華中師范大學“小學教育專科班”的考試。考取后，為交500塊錢的學費，她借了六天，但一分錢沒借到。最后迫于無奈，她到鄉里的銀行貸了500元錢。

此后，她每年寒假暑假都要到縣里去學習。1996年正月初八，為了“體面”地去縣城，她掏18塊錢買了一條對她而言最好的褲子。過年時這條褲子穿臟了，為了去縣城，她把褲子洗了，然后放在火爐旁烤。但她睡著了，早上起來一看，褲子燒了三個洞。看著燒破的褲子，她嚎啕大哭。最后，母親流淚給她把褲子補好，她穿著帶補丁的褲子進了縣城。　

1996年8月，胡安梅和父親教書育人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好心人捐贈的錢物開始寄向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山村。若干年后，面對記者，她還清晰地記得收到的第一筆捐款是湖北省政協干部吳文榮寄來300塊錢，以至于后來她曾和這位干部結下了深厚的情意。用這300元錢，她將年久失修的校舍收拾了一番，當年秋季開學后，這個簡陋的山村小學終于舊貌換了新顏。

到當年12月，她收到的捐款已近3萬元。3萬元對她而言是個天文數字，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有錢了。用錢的地方很多，包括她的家里，她的哥哥和母親均有病，哥哥甚至還有生命危險，但首先想到了學生。精打細算后，她覺得這些錢不能一下子用完了，要為這些學生的以后著想。思前想后，她將這筆錢拿到鄉里的銀行存了起來，成立了“胡安梅教育基金”。1997年11月，這個基金開始起作用了，她用當年的利息對所有的貧困生進行了救助。

隨著“胡安梅教育基金”的規模逐漸擴大，她的救助范圍也隨之擴大，從她村里的學生延伸到其它村子學生，甚至還有一些生活困難的老師以及生產難以為繼的村民。

截至2007年，這個教育基金已經有10萬元，資助的學生很多都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外面廣闊的天地，為這個封閉的小村子帶來了希望。當初這個破落的山村小學也徹底變了樣，甚至還配備了電腦等現代化教學設備。教室也更加寬敞，明亮，她的學生一茬一茬地從這里放飛夢想。而胡安梅，也從當初的山村民辦教師成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傳承和希望

2007年10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作為來自基層的教育界代表，胡安梅參加了這次對我國未來各項事業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會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她說回去后要更加積極地投身于家鄉的教育事業，為農村的發展盡自己一份力量。同時她也希望有更多人關注山村教育，使山村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

2007年10月23日，參加完十七大會議的胡安梅回家路過武漢時，通過當地媒體記者的聯系，第一次見到了11年前在她最困難時給予她幫助的湖北省政協退休干部吳文榮。感激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她稱吳文榮為她鋪開了人生歷程的第一條路，沒有他當年的幫助就沒有她的今天。當然，沒有她的今天，也就意味著那個破落的山村小學將不會被外界所熟知，那些因貧困而輟學的孩子將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乃至改變整個山村的命運。這就像一種叫做“擊鼓傳花”的游戲，任何一環出了問題都將帶來無法估量的后果。傳承，在這個感人至深的救助體系中，發揮著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樣，在胡安梅和她父親之間，也體現著這種傳承。雖然這種傳承略顯沉重，但它讓人看到了希望，甚至看到了山村教育的未來。

現在，胡安梅教出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后走出了她曾經幾次都沒走出的小村子，很多已經考上了包括四川大學在內的全國各類高校，沒有上大學的基本都上了中學，分布在一些大城市打工，有的一個月甚至能賺3000多塊錢。但胡安梅依舊堅守在這個藏在大山深處的小學，她盼望著，隨著學校教學條件的不斷改善，能有越來越多的人和她一起，將這個教書的事業傳承下去，堅守下去，為這個貧困山村的改變注入更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