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父母 “平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在民政部工作。幾年之后，我也離開了生活20多年的內蒙古大草原，來到離北京稍近一些的河北省工作。

一開始，我被安排在保定地區的定興縣教研室，做中學語文教研員。那時候，教研員還沒有太多教研任務，工作相對輕松，更多時間是在讀書學習中度過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段寧靜而安適的時光潛心學習，而最終讓我完成了成人高師本科學業的最后沖刺。教研室是在縣城北邊一個安靜而獨立的院落。單位里有一個窄小而簡陋的廚房，有一位老大爺每天為我們提供三餐。相對封閉的環境，單調而簡約的生活，讓我每天把更多的時間留在圖書閱覽室或辦公室兼宿舍里。室內沒有空調，室外蜘鳥鳴蟬。夏天的晚上，每當學習累了的時候，我會跟大家湊在一起坐在綠蔭下談古說今，偶爾也會和職工家屬們擠在一間小屋去看單位里唯一的一臺14吋的電視。

那段生活安逸而閑適，但在我的內心里，仍渴望著回到課堂，回到我曾為之癡迷讓我神往的三尺講臺，享受和學生在一起的快樂。其間我曾想去定興縣一中教書，也曾動過念頭去縣城下面的固城或北河的鄉中去教書，但由于諸多原因，均未成行。

一年后，在表哥的幫助下我調到了保定地區招生辦公室工作。這是一個令很多人羨慕的好差事。招生辦掌管著全地區十幾個縣學生升學的“生殺予奪”大權，在地方上“能量”很大，福利待遇也很優厚，甚至還是單身的我也分到一套40多平米的單元住房。盡管如此，我過得并不快樂，這樣自視權柄在手，經常頤指氣使地對基層對普通百姓吆五喝六的單位似乎跟我的性情氣質不太吻合，我一時感覺有些迷茫，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讓我心存向往的是當時的保定師范學校。每次從校園門前經過，校園里瑯瑯的讀書聲都會引發我無限的遐想。

保定師范是一所有著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老校， 1928年改名為河北省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創始人是清末著名教育家嚴修。上世紀30年代，這里曾爆發了青年學生武裝護校、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二師學潮”，毛澤東稱贊其“是所好學校”。著名的“七六”烈士陵園就坐落在學校廣場南面的花園內。解放后，畢業于該校的作家梁斌將這段紅色歷史寫進他的名著《紅旗譜》，曾影響了紅旗下長大的一代年輕人。

我小時候也讀過《紅旗譜》，因此對這所學校十分景仰。更重要的是，我始終沒有放棄對重返講臺的強烈渴望。而之前的一段“教研員”經歷，也讓我萌生了去當一名“未來教師的教師”的想法。

暑假的一天，我找到保定師范的校長，希望可以到這里來教書。校長原本就認識我，但聽了我的這個想法，驚訝地端詳著我：“你跟招辦主任說過這事嗎？”

“還沒有，您能不能先給我一個試講的機會？”我如實回答。

“……好吧，你準備一節課，過幾天來試講。”校長答應了。我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就像陰郁的天空突然看到一縷希望的陽光。

幾天后，在保定師范的一間教室里，我的試講如期進行。對面沒有學生，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學校正副校長、書記和主任等幾位學校領導，但這絲毫不影響我的情緒，那天講的是我很喜歡的一篇課文，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荷塘月色》。

原定兩個課時的試講，才講完一節課，我就發覺，幾位校領導相互交換了一下眼神，露出嘉許的神情。校長笑瞇瞇地說：“好了，講一節課就可以了。”

我講得正暢快，便興致勃勃地說：“校長，還是讓我把這篇課文講完吧。”

很快，保定師范同意接收我了，沒想到在招生辦這邊卻遇到了麻煩。招辦主任不同意放我走。究其原因，未必是他多重視我，而是實在是面子上有些過不去。因為一是這些年只有擠破頭想來招辦的，從未見過主動要從這里調離的，而且前去的又是一所只有大多數農村孩子才會選擇就讀的中等師范學校。二是可能怪我“先斬后奏”，沒有提前跟他打招呼。

真是好事多磨。轉眼，新學期開學了，調動的事還沒音信，眼看就要“黃”了。不過，保師校長態度堅定，他寧可讓別的老師臨時代課，也一直為我留著位置。兩周后，校長通過教委，由教委領導出面協調，我才如愿以償地再次走進學校的大門。

見我這樣大費周折地要調進學校，周圍很多人都不理解。理由明擺著呢，師范各方面待遇都跟招辦沒法兒比。這人莫非腦子有問題？

的確，這件事很難用常理去猜度，也很難跟人說明白。但對我來說，一想到可以重上講臺，做自己最喜歡的事，真是高興得連做夢都能笑出聲來。為此，即便是退掉了招辦分給我的單元住房，拿著師范每月38塊5毛的微薄工資，還要自費到租金相對便宜的城郊租住一間只有12平米的農民房，我也毫不在意。

就這樣，我來到了保定師范，教兩個班的《文選與寫作》課。不久，我又向學校領導申請做當時還沒有任何補助津貼的班主任。后來學校倡導開設選修課，我便開設了兩門選修課——《古典文學史》和《語言思維訓練》。

很快，我就在師范的課堂上，再次找到了如魚得水的感覺。學生們喜歡我的課，課堂上求知欲旺盛，師生一起快樂地徜徉在文學的海洋里。課下，我們亦師亦友，節假日也常和學生聚餐、聯歡。

這樣幸福的日子剛開頭，我又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擇。

1986年，組織上考慮到我父母長期蒙冤，決定給子女一個進京指標，可以調我到父母所在的民政部工作，具體單位都聯系好了，到民政部下面的一個雜志社做編輯。

去，還是不去？機會來之不易，進北京工作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何況還有父母親的殷殷期待！經歷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但最終，我選擇了放棄。

并不是我的思想有多高尚。人都向往更好的環境、更好的生活。但何為更好？每個人的標準是不一樣的，那時的我覺得，能從事心愛的課堂教學就是幸福的，我不忍心舍棄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也不能肯定，自己換一份工作，換一個環境，是否還能找到這種幸福的感覺。

讓我感激的是，父母見我態度堅決，盡管也有太多的不解，但最終還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于是，我坦然留在了師范，繼續教我的書。在師范前后9年，學校也對我的工作非常肯定，我先后獲得了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市“教育系統突出貢獻獎”、省“青年教師教案設計一等獎第一名”、省“寫作教學優秀教師”等許多榮譽。后來，學校為了照顧我的工作和生活，還破例在學校院內騰出一間做倉庫的平房，我在學校也終于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家。特別是，最后一年，就在我離開前夕，保定師范將由中專升格為大專，派骨干教師到首師大研究生課程班進修學習，在全校幾百位教師中，我是首批被選派進修的兩位教師之一。之前，教育部和省教育廳派專家組來學校進行調研評估，學校安排我做語文公開課，并選定我的班代表全年級八個班做“五項全能”基本功展示。學校把這個重要任務交給我，既是一種莫大的信任，也是對我業務水平的充分認可。

這里的學生讓我非常喜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很多北方省區，考師范比考高中、甚至是考大學還熱門。尤其是對農村學生來說，考上師范就可以實現“農轉非”，畢業可以分配工作，不用像祖輩一樣從事艱辛的農業勞動。而且在校學習期間，每月還有15.5元錢的助學金。這對當時農民家庭出身的學生來說確實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也因此，考試競爭十分激烈，只有成績拔尖的學生才能考取，當時的師范匯聚了一大批優秀的農村學子。進入師范以后，盡管沒有了升學壓力，但這些學生非常珍惜師范優越的學習條件，在學習上比學趕超，如饑似渴地讀書。學校有早晚自習，每天晚上直到9點40熄燈，才戀戀不舍地離開教室。

面對這樣的學生，教師們教起書來也勁頭十足。那時候的教案，我至今還珍藏著。每一年開學前，我都會對教案進行重新整理。任意翻開一本教案，都可以看到我在空白處用紅筆做的修改和批注。假期里，我總要大量地查閱資料，對教學內容進行補充完善，教學方法力求更新更好。

還記得，在師范的最后一年，我接手了一個特殊的班級，由于人事變動等原因，這個班三年中頻繁更換過七位語文教師，其中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師范出身的老先生，也有與我同期先后進來的大學畢業生。在學校組織的評教活動中，學生對我的評價分數是最高的。這個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也讓我深受鼓舞。

當時的保定師范，有一種自由、開明、生機勃勃的校園文化氛圍。學校里有一批德高望重、安貧樂道的老先生，他們治學嚴謹，潛心育人，和學生的關系非常融洽，影響著這里的教風和學風。同時，因為沒有升學壓力，學校非常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開設了幾十個文體社團和許多深受學生喜歡的校本選修課程。學生們思想活躍，身心健康，對新生事物充滿好奇，積極參加各項課外活動，校園里時刻充滿了歌聲、笑聲。從某種程度來說，這里洋溢著大學一樣的氣息。這樣的氛圍也深深地影響了我，陶養著我的精神氣質。時至今日，我仍時常懷念起校園里那幾株高大婆娑的白楊樹，它們堅實挺拔，筆直向上，就像我那一批批年輕可愛的學生；也無比懷念那枝繁葉茂的綠蔭下師生共同編織的豐富、美好的校園生活。

師范9年，是我人生和職業生涯中重要的一環，我在享受教育幸福的同時，也形成了對幸福教育的基本理解。那9年的生活，使我看到在自由的、沒有功利的教育環境下，師生們呈現出的對真、善、美的向往，這也影響著我今天的辦學行為和教育價值觀。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面臨很多道選擇題。這些選擇，或許很難用對錯得失去判斷，但我想，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追求精神的自由與幸福，遵從內心的需求。

也因此，我常這樣自勉，也勉勵身邊的人：“我們可以選擇放棄，但不可以放棄選擇。”

我不知道，現在的我如果面臨當年的情境，還會不會作出一樣的選擇，也可能不會再有那樣的果敢堅持和青春熱血。但我并不后悔，因為我品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幸福。求仁得仁，又何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