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海地鐵4號線都會有一段播報：“《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唱響，有前往國歌展示館的旅客……”

作為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是怎樣在特殊的年代誕生于上海，又傳遍大江南北，甚至唱響海外，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缺少的一段旋律？

唱響時代之歌

如今的淮海中路1258號，三層磚木結構的連毗式住宅，深紅色磚塊在米黃色墻壁上勾勒出挺拔的輪廓。

1935年，這里還叫霞飛路。狹窄的房間里住著一個年輕人，在鄰居印象里，他總是動靜不小：一會兒在桌子上打拍子，一會兒彈琴，一會兒不停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

這個才23歲的年輕人，正是在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曲譜的聶耳。

1930年，為進行革命斗爭，18歲的聶耳從云南取道越南來到上海。他棲身于云豐申莊當店員，店面幾百米外的匯山碼頭，日本軍艦的炮口森然指向這座城市。

東北淪陷后，感受到亡國危機的聶耳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結識了左翼文化領袖田漢，并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戰爭的殘酷與慘烈震撼的同時，聶耳也深深為戰士們的志氣與追求所鼓舞。戰士們告訴聶耳，“我們需要中國的《馬賽曲》”。

聶耳在日記中寫下誓言：“音樂要成為剖開黑暗的刀！”1932年，聶耳發表了《中國歌舞短論》，“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在聶耳看來，音樂是“代替大眾在吶喊”，他要求自己必須深入一線，創作革命的音樂。

1934年，《風云兒女》籌拍。編劇田漢寫下劇本梗概后被捕，聶耳不顧個人安危，找到接手劇本的夏衍和導演許幸之，主動要求為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作曲。

聶耳經常拿著小喇叭，把曲子吹給各個階層的人們聽，請他們多提意見。為了更易于傳唱，聶耳將田漢原詞結尾的“前進！前進！”改為“前進！前進！前進！進！”。

1935年5月，《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正片開始之前，男聲合唱版的《義勇軍進行曲》就被播放了兩遍。

共振救亡強音

《義勇軍進行曲》廣為傳唱，離不開上海本地歌詠活動的興盛。

民眾歌詠會的領導者之一、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劉良模，是國歌重要的傳唱人。

“我祖父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后非常激動，他知道這首歌一定能傳開。”劉良模長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新說。

如劉良模所料，《義勇軍進行曲》很快成為各個進步集會幾乎必唱的曲目。

1936年6月14日，劉良模在上海公共體育場組織了一場約有5000人參加的抗日歌詠大會。劉新說：“為了阻撓這次歌詠活動，體育場舉辦了一場足球賽。我祖父和歌詠隊，就趁著裁判吹哨休息的時間，占據最高處，開始唱起來。”當《義勇軍進行曲》唱響時，本來正驅趕人群的軍警也停下了，加入歌詠隊伍中。《申報》記載了當時的場景：“每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場屏息，聲振屋瓦。”

1937年8月，青年會軍人服務部成立后，劉良模成為服務部第十支部（京滬支部）的負責人。為了教唱抗日歌曲，他走遍了天津、廣西、湖南、浙江等地。

外國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人民之戰》和《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中，都提到1937年他在中國看到劉良模教唱群眾時的場景：“里面大約有400個人站著唱歌。他們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每一唱句都是一個口號，展現著他們全都想過、但卻表達不出來的思想。此刻，他們長期被壓抑的感情終于釋放出來了……”

寰宇同此回響

1939年7月7日，一部真實記錄了中國戰場的電影《四萬萬人民》公映。這部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于1938年拍攝的電影，記錄了中國群眾在一次升旗儀式上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場景，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接觸到這首日后傳播更廣、影響更大的中國歌曲。

1941年11月，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與劉良模碰面。一眾歌曲中，《義勇軍進行曲》打動了羅伯遜，他說，“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表達了包括中國人和黑人在內的全世界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的決心。他開始跟著劉良模用中文學唱這首歌。

幾周后，紐約城市學院萊維森體育場舉辦羅伯遜戶外音樂會。在現場，羅伯遜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國抗戰歌曲，向中國人民致敬，這首歌就是《起來》！”

劉良模在回憶錄中寫道：羅伯遜用流利的中文唱了這首歌。

音樂會之后，劉良模與田漢進行了溝通，將歌詞譯為英文。爾后，羅伯遜又繼續和劉良模合作，錄制了一張名為《起來：新中國之歌》（Chee Lai：Songs of New China）的唱片。

1944年，這首歌成為印度德里電臺對華廣播的開場曲。1945年上映的美國電影《龍種》，也選擇將它作為插曲……在國際上，《起來》漸漸成為象征中國人民不屈抗爭的進步歌曲，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各處唱響。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