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對教育有一些批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社會輿論來看，很多批評教育的文章都會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很容易引起轉發和共鳴；另一方面，一些人選擇把孩子往國外送，而且送出去讀書的孩子年齡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源于人們的教育需求沒有得到滿足。這里，我把人們的教育需求假定為家長關于孩子的教育需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對教育的選擇更多受到家長意志的左右。家長的需求代表了孩子的需求。其實，只要單純地想想家長對教育的基本需求，然后滿足這些需求，教育的情形會有很大改觀。

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長有什么需求呢？無論家長處于何種社會階層，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盡可能活得長。活得長意味著身體必須健康。其次，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幸福。平安幸福意味著生活沒有災禍，即使遇到了困難，孩子自己也能夠克服。畢竟父母總有走的那一天，孩子終將要獨立面對生活的艱難，這就需要心理要健康、樂觀、堅強。最后，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個好人，做正確的事情。沒有人會去教自己的孩子去當壞人，做壞事。在歷史上，即使是土匪和黑社會頭子，也一定要讓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三個需求是基本需求，其他所有需求都由基本需求衍生而來，可以稱之為“派生需求”。比如，“出人頭地”就是一種派生需求。處于社會和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通常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出人頭地。但出人頭地是為了什么呢？還是為了滿足上述三條基本需求。對于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社會和經濟地位已經提升的一代父母來說，“出人頭地”就不再是他（她）們的教育需求目標，孩子上不上北大清華其實沒什么關系——畢竟能夠進入北大、清華的只能是極少數人——但做父母的總是希望孩子能夠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來的生活平安幸福。

滿足這三條看起來簡單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說，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當下的教育，任何一條我們都沒有做到。從身體上說，現在的孩子成天被寫不完的作業、上不完的培訓班所包圍，幾乎沒有時間鍛煉身體，更沒有養成戶外運動的習慣。學校里的體育課，也因為種種原因，其強度和對體能的挑戰性大為降低。上世紀80年代曾備受關注的“豆芽菜”現象，現在幾乎隨處可見，學生戴眼鏡的年齡不斷提前，比例不斷上升，身體素質不斷下降；從心理上說，現在的孩子抗壓能力極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點兒的挫折和失敗，稍不如意就采取極端行動，缺乏和他人有效溝通的技巧和能力；從價值觀上說，在以高考成績為唯一錄取依據的強大“指揮棒”效應下，學校在不停地給學生灌輸知識和訓練考試技巧，價值觀教育被事實上邊緣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錯誤的價值觀。走進教室，滿眼皆是殺氣騰騰的標語——“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給我扛，扛不住給我死扛”“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等等，令人觸目驚心。我們把孩子送進學校，是讓他（她）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讓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試技巧，不擇手段地升官發財，然后在不如意的時候“干掉”那些擋自己道的人。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高競爭性的選拔機制深深侵蝕了教育的肌體。它人為地把學生群體割裂成了兩大類：一類是考試成績好的10%的學生；另一類是考試成績不好的90%的學生。判定是否考試成績好的標準是學生高中畢業后能夠進入大學的層次。為什么是1：9的比例？因為全國每年約有1000萬高中畢業生，其中，約有19萬考生能夠進入985高校，54萬考生能夠進入211高校，兩者相加約為73萬，恰好是高中畢業生總額的10%。這10%的學生在四年之后的就業市場的競爭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優勢，導致不同層次的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差異極大，進而迫使社會、家庭和學校將注意力進一步集中在10%的學生身上。正如有些學者所尖銳指出的，90%的學生成為事實上的“陪讀”。從社會學角度說，“陪讀”現象可能會產生兩個嚴重的社會后果：一是90%的學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數”。他（她）們可能會和10%的少數學生形成對立、矛盾甚至是沖突。因為他（她）們認為自己的處境之所以不利是因為有10%的少數人的存在。在以后的生活中，隨著兩大群體的學歷層次逐漸拉大，二者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深。二是90%的多數學生產生了“與我無關”的心態。由于長期以來在考試成績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沒有發現自己在除考試之外的領域中的優勢，90%的學生逐漸積累起焦慮、沮喪、失望、不自信和不信任等情緒，認為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自己的不利處境，他（她）們過得并不開心，進而對任何教育改革措施懷有疑慮甚至排斥，認為“與我無關”。近年來我走訪了一些所謂教育質量不高——主要是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數量不多的中學，注意到這種“與我無關”的情緒正在師生中蔓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導，這種群體性的放棄心態對社會發展而言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許多人把教育領域出現的問題歸咎于社會，認為是整個社會大環境出了問題，教育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怎么能獨善其身呢？我認為，這是在逃避責任。誠然，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由于舊體制尚未完全打破，新體制尚未完全成型，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種種迷茫甚至是混亂，但我們不能認為理所當然就無所作為。恰恰相反的事實是，越是在人心飄浮不定的情況下，教育越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歷史上，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初期的美國也曾出現過“拜金主義”盛行下的社會混亂，但端賴于學校體系和富于獻身精神的教育人士的努力，不斷培養“品性高尚、體魄強健”的“自然貴族”，逐步建立完善社會誠信體系，成功地扭轉了社會環境的惡化，正如扭轉了自然環境的惡化一樣；2000多年前的中國春秋時期，也曾出現“禮崩樂壞”的社會混亂，但端賴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最終使中華文脈綿延不絕。反之，盛極一時的古羅馬帝國由于教育界的集體放棄，無力抵御腐朽荒淫奢侈的社會侵蝕，最終崩塌覆亡，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教育是社會的良心。只要這個良心不壞，社會就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把孩子送到美國，希望他（她）們接受良好的教育。殊不知，美國教育的精髓恰恰來自于中國古代教育的智慧——只不過，這些智慧我們現在自己丟棄了而已。比如，許多人贊賞美國教育體制下的孩子能夠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的天性。其實，這不就是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嗎——任何人都有其閃光之處，都應當接受教育。又比如，許多人津津樂道美國教育的“啟發式”，批評中國教育的“灌輸式”，其實，孔子從來不曾給學生灌輸所謂的“知識”，所以顏淵喟然而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還比如，許多人認為美國學校自由度大而中國學校辦學自主權少，其實，老子早就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不要像煎小魚一樣翻來翻去，“無為而治”的效果最好。

也許我們正在丟失中國古代教育中最寶貴的精髓——價值觀教育。對于古代中國人而言，識文斷字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為了獲取知識，而是為了“明明德”。在13歲以前，小孩子就把一生中必須閱讀的經典之作全部讀完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自會隨著閱歷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豐富，不斷把那些當初刻進腦子里的文字轉化成現實生活的需要，“敬天畏人”，知道什么事是正確的，什么事是錯誤的，知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知道“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學習琴棋書畫是為了陶冶情操，怡情養性，追求賣弄技巧是連青樓女子都不屑于做的“末技”，所以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但在當下的教育里，學生們掌握了大量的知識，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卻丟棄了文字背后的精神和信仰；孩子們穿梭于一個又一個藝術技能訓練班，卻缺乏對美和藝術的基本鑒賞力。事實上，如果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學了那么多的知識和藝術技巧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認為，能夠滿足家長關于孩子教育需求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養成戶外運動的習慣，擁有強健體魄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擁有一顆樂觀積極的心靈，勇敢面對生活中種種挫折和不如意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明辨是非，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線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滿足這些簡單的需求并不難，只需要教師有一顆愛孩子的心，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做到。最關鍵的是，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要與之相配合并加以引導，使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不是接受了大規模重復性訓練的學生能夠進入自己理想的大學。做到了這些，我們在家門口就可以滿足對孩子的教育需求，為什么還要把孩子漂洋過海送到異國他鄉去接受“人家的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