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知名作家馬伯庸來到廣州,帶來“見微”系列新作《桃花源沒事兒》,與廣州的讀者見面并分享創作心路。
《桃花源沒事兒》是暢銷書系“見微”歷史短小說第三部作品。前面兩部作品《長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點煩》均受到讀者熱烈好評。《桃花源沒事兒》與馬伯庸以往的歷史小說有所不同,融合了奇幻、懸疑和職場喜劇,懸疑線+喜劇線雙線螺旋+多種敘事元素,創造了口感豐富而順滑的閱讀體驗——玄穹為二兩三錢月薪拼命,是職場人的靈魂共鳴;劉子驥封印桃花源的真相,是對歷史奇幻的全新想象。
馬伯庸用一句話概括此書道,“這是一個‘似妖非是妖,似人非是人’的故事”。那么,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神奇故事?背后有著怎樣的創作心路?南都記者對他進行了采訪。
訪談
談新書
你沒他慘,你就會覺得你很幸福
記者:《桃花源沒事兒》有哪些亮點?
馬伯庸:我覺得最大的一個亮點應該就是主角的人設,我把這個人設做成了一有外快,立刻會被雷劈的一個倒霉小道士。雖然只是一個幻想的說法,但是在現實中,我也看到過很多類似的人,當然程度沒那么嚴重。這些人命中注定只能老老實實吃死工資,一有外財必會有災禍,必會馬上把這個財花掉。這種無奈苦澀的人生自嘲,我把它具象化寫成這樣一個主角。希望讓大家看到之后能夠會心一笑,笑完之后可能還會哭一下,哭完之后可能還會再笑,這是我希望讀者的反應。
記者:有一些網友稱《桃花源沒事兒》里的主角是最慘打工人。那為什么會選擇這樣非傳統式的小人物作為主角呢?
馬伯庸:如何安慰別人?不是說你告訴他這件事情沒有關系,因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關系很大。最好安慰別人的方式,是你告訴他別人比你更慘。所以當我安慰我的朋友,安慰身邊這些上班的社畜時,我會試圖講給他們一個故事,就是你不是最慘的,還有人比你更慘。那么講多了以后,心中就自然會有這么一個形象。他可以說是全體打工人所攀比的目標,你沒他慘,你就會覺得你很幸福。
記者:那么,你希望這本書對當代人起到怎樣的心理慰藉作用?
馬伯庸:我覺得對當代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解決問題,因為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逃遁的空間,能夠找到一個可以休憩、可以暫時忘卻外界煩惱的一個環境。桃花源是中國人想象中最終極的逃遁和隱居之處。所以,我把這個地方設置成這個故事的背景。
記者:您有提到這本書的創作周期長達十多年。這十多年中,您不同人生階段的心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書中有沒有一些體現?
馬伯庸:原來年輕的時候可能會年少輕狂,會關注一些像旅游、游戲等方面的內容。隨著有了孩子,有了家庭的壓力,我們會更關注工作、家庭。關注重心的轉移,在書里也會有體現。所以,在書里,我們會看到有開開心心每天醉生夢死的這些紈绔子弟。同時也有為了孩子擇校,為了買學區房,為了家長里短的事來吵架的夫妻和單親母子。
記者:《長安的荔枝》改編成電影后熱度很高,那很多讀者好奇《桃花源沒事兒》是否也有這個模式?
馬伯庸:有這方面的意向,但還沒有最后確定。我創作的初衷是寫一本好書,如果能得到大家喜歡就心滿意足了。那至于說其他的,就是屬于意外之喜。
談寫作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記者:你擅長從小切口來講述一些歷史,您為什么傾向于這種從小切口的寫作?
馬伯庸:小切口寫起來我覺得會相對比較深入,我們可以就一個問題做更細致的討論。切入口太宏大了,容易看不見細節,沒有質感,已經沒有辦法讓讀者產生興趣。
記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是對歷史可能性小說的探索的評價?
馬伯庸:我一直覺得寫歷史小說最大的難點在于很多故事需要憑空杜撰,但是它又是真實的歷史。那么,怎么在真實歷史和虛構之間展現平衡,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我目前掌握的創作方法論,就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歷史大事我們不能去改變它,我們要充分尊重歷史上的這些人和事。那么,在細節上,我們可以去展開想象,但這種想象不能只是憑空杜撰,我們需要遵循的是歷史的邏輯。簡而言之,就是這件事情在現有歷史記載中沒寫他干過,但是他干得出來。我們從人物本身的性格、當時的時局以及社會風貌進行合理的推演,展開出一個合理的故事。它看起來好像是虛構的,但是它有可能會發生。
記者:在你的作品當中有特別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和呈現。你覺得文學創作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面肩負著怎樣的責任?
馬伯庸:我小的時候最喜歡就是聽評書,聽《三國演義全傳》,再大一點我會喜歡看電視劇,老《三國》、老《西游記》,這些都是我反復看的經典。從那時候起,傳統文化就像一顆種子,在我心中播下。所以,我一直認為文藝作品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夠啟發年輕人的興趣,讓他們愿意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挖掘。
前年初,我的《食南之徒》出版之后,聽說很多人會跑到南越王博物館去打卡,甚至有些人因此喜歡上廣東古代歷史,去搜集和南越國相關的文物、相關的傳說,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證。我們的職責是把廣大群眾領進門,至于說他們能夠在里面獲得多少寶藏,是他們自己的個人追求。
談廣東
廣東一直是我的福地
記者:你有一些題材是跟嶺南相關,你與嶺南有什么樣的淵源?
馬伯庸:我曾當過一段時間花都人,戶口有一段時間是花都的。所以,我對廣東一直很有感情。《長安的荔枝》、《食南之徒》都是以廣東尤其是古代廣東作為創作素材展開想象。而實際上,你會發現古代的嶺南地區在影視劇、文藝作品里面體現得很少。近代的廣東是一個重要的文化陣地,有很多好的作品出來,但是古代這方面相對不受關注,所以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能夠體現出來。比如說《長安的荔枝》展現出唐代的嶺南,《食南之圖》展現出漢代的嶺南。實際上,整個廣東的歷史很悠久,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希望看到更多關于古代廣東的創作。
記者:廣東有很多你作品的粉絲,你怎么看廣東的讀者?
馬伯庸:廣東一直是我的福地。我大概從2012年、2013年的時候開始在廣東做講座和分享活動,每次做活動的時候,現場氛圍都非常好,廣東的朋友無論從熱情程度還是體現出的文化素質,都讓我覺得特別舒服。所以,每年我一定會來廣東做活動,就像是回家一樣。每次我會看到很多熟悉的讀者面孔。這么多年了,不離不棄地關注一個作家,而且在這么忙的一個時段,愿意花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去參加一個線下活動,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大的信任。一個人愿意花幾個小時在你身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認可。所以,未來我會繼續創作和廣東有關的書,每年盡可能跟大家見面。
記者:借助南國書香節之力,來自不同國家的書籍都走進了廣州,你怎么看這一改變?
馬伯庸:我很早就已經關注到了這個改變,尤其因為我喜歡歷史。在古代,廣州港也連接了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了外界各種各樣的文明,和不同國家產生交會。廣東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個各種文明交會的地方,同時還是一個巨大的商貿中心。今年南國書香節從文化的角度引進這么多外版書籍,同時中國也有很多文化輸出去。這種一來一去,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的提升,也是我們文化軟實力的一個最好體現。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