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后一個工作日，我有一個嚴肅的問題想問：沒處理完的工作，你會帶到周末做嗎？

作為一個新媒體小編，我不會……不對，我不想，但我會。

我就是那種“把工位背在身上”的人。按照張秋子老師的說法，我可以尊稱卡夫卡小說中的角色一聲“前輩”，因為在《審判》中，K.放棄了星期天，把每一天都變成了工作日。

就算已經躺在了星期天舒服的床上，愧疚的大腦仍在不停地審判與指責自己的放松。

在下文中，張秋子從“星期天”切入，帶我們重讀卡夫卡的《審判》。我們從中能窺見一種可能性：或許我們的“疲憊”和“偷懶”并不全是消極的，或許令卡夫卡痛苦的辦公室工作，并不是他進行文學創作的仇敵。

下文節選自《小說榫卯》，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推送。

01.

在卡夫卡的《審判》中，

所有主線活動都發生在星期天

《審判》的故事一句話就能概括：K.被判有罪，卻不知其罪，他費盡心思打聽罪名、洗刷誣告，但還是在徒勞的努力后像一條狗似的被打死了。

有趣的是K.所有為了打聽罪名、洗刷誣告的活動，都發生在星期天。

卡夫卡當然也寫了K.在銀行工作的日子，但從來沒有寫過具體的日期，換言之，關于小說里的時間，只出現過對“星期天”的精確描述，再無其他，K.簡直像患上了“星期天強迫癥”。

我們可以先看看原文怎么寫的：

K.接到電話通知，下個星期天將會針對他這起事件，進行一場小型調查。這使他注意到，從現在開始，這類調查將會是常態了，即便或許不是每周一次，調查本身也會變得越來越頻繁。（第二章《初次調查》）

K.也強迫自己逐一回應他，但心里想的首先還是：星期天上午最好九點鐘就到，因為在工作日里，所有法院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上班的。（同上）

預期的通知，果真直到星期六都還沒來，于是K．認為，這表示對方已默認傳喚過了，因此，自己需要在與上次相同的時間、到同一棟房子里出庭，繼續接受審訊調查。就這樣，到了星期天，他便主動前往那里。（第三章《在空集會室內——大學生——辦事處》）

K.告訴她，下個禮拜天，自己將全天守在房間里，等待她向自己拋出橄欖枝 ——可以如信中所說，滿足他的請求，或者至少解釋一下在他都已經答應滿足她一切條件的前提下，為什么還不愿意接受他的區區請求。哪里知道，到了星期天，他竟然得到了一則相關的信息，這則信息的明確程度，相比自己原先的設想而言，也算是足夠的。（第四章《布爾斯特納小姐的女性朋友》）

（文澤爾 譯）

明確出現“星期天”的描述在第四章以后就消失了，但我推測后文還有一處重要的場景很可能發生在星期天，也就是第九章《在大教堂》。

不僅因為這一天K.要做的是陪一個意大利客戶參觀大教堂（觀光活動往往是在非工作日展開），還因為K.進入大教堂后，發現里面有一位神父開始向他布道，布道的內容則是關于K.的罪行與審判，這一天的布道讓人想到“星期天的布道”。

通常來說，基督教會都是在星期天做禮拜，星期天也被稱為“主日”，因為，耶穌復活、教會誕生、接受使命、圣靈降臨這些奠基性的事件都發生在星期天，耶穌自己選擇了這一天作為屬于他的一天。

所以，絕大多數情況下，牧師也在這一天選擇布道。只不過，由于每次布道的時間少則四十分鐘，多則幾個小時，在世俗語境里，“星期天的布道”就帶上了些“道德說教”的貶義，連莎士比亞都在戲劇里諷刺過它的冗長和無聊。

所以，可以推斷，重復出現的星期天構成了K.從頭到尾申訴行動的主要時間段。

02.

人已經舒服地躺在床上，

大腦仍在審判和指責自己

為什么非得是星期天，因為 K. 害怕占用他的工作時間。

在國慶假期后的第一堂課上，我問大家：有多少人是徹底瘋玩了七天，然后毫無心理負擔地坐回了教室中？

沒有人舉手，許多張臉上浮現出心虛的笑容，絕大多數人表示，他們在玩的時候還是會想到專業課作業沒做完、申報的項目書沒寫完、這個月的團學積分還沒湊滿、該看的書還沒讀完，哪怕重度拖延癥暫時能成為一個人的精神庇護所，但焦慮與竊喜還是會輪番上演，彼此交織。

過去幾十年的強迫式教育已經讓大家不會徹底放松了，或者說，逼迫大家在哪怕應該放松的時候仍然穿戴自責的枷鎖，人與人之間的“互卷”如此悄然變成了一個人內在的、強迫癥式的“自我約束”。

K.的情況與此類似，只不過更具有偽裝性。讓我先從那場不起眼的感冒說起。

在小說的第九章，K. 患上了嚴重的感冒，他應該在家好生休養，但他做的選擇是什么呢？

遮掩病情，努力上班，生怕別人不讓他出差：“K.連哪怕一天也不想離開銀行相關業務，因為在他心中，一旦拉開距離就再也趕不上的恐懼太強烈了。”

韓炳哲諷刺現代人是“把工位背在身上”，就算在洱海邊吹著風說不定也要掏出筆記本電腦辦公，這樣的人倒是可以尊稱K.一聲“前輩”，他恨不得把工作日延長到一星期里的每一天。

也就是說，銀行的工作讓他背負上了一種強迫癥似的工作激情，以至于他不敢稍微“誤工”，對工作日“誤工”的擔心最終演變成在星期天休息時的良心不安與自我審判。

這樣一來，第九章意大利人評價K.為“早起者”也就有了解釋。

K.并不精通意大利語，原文的“早起者”也是用德語寫成的，意大利語中的“早起者”其實是 mattinièro，它既可以指早起去工作的人，也可以指早起去教堂的人——只有心里有愧的人才會早早去教堂懺悔。

也許，每一個星期天發生的訴訟事件，其實都是他在銀行工作時受到的壓力與恐懼的投射與延展，他是多么害怕耽誤工作、浪費時間啊！

卡夫卡向我們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就算K.的身體已經躺在了星期天舒服的床上，但是愧疚的大腦仍在不停地審判與指責自己的放松。

簡而言之，法庭世界可能并不真實存在，它是銀行世界的曲筆、隱喻與投射，更是 K. 在星期天重復做的一個噩夢——懲罰的就是自己“膽敢休息”。

03.

從噩夢中醒來，

可能是另一個噩夢

據說中國人一輩子的噩夢都是關于高考的。

哪怕在畢業幾十年后，仍然會被夢中做不出數學題的窘迫場景嚇得夠嗆，所以，許多人的一生被高考分成了兩個階段，好一點的話，用后半程治愈前半程，糟一點的話，后半程淪為前半程的延續。

夢是睡眠的產物，在休憩的時刻，人們才能睡眠，只是，被困在緊張情緒的樊籠中的人，哪怕已經休憩與睡眠，仍然滿腦子都是做題，緊張與壓抑如此自然地接管了我們本該放松的時間乃至意識。

如果你恰好是困在高考噩夢中的人，想必會對K.感同身受。

只不過，我們夢中的內容是高考場景的一次次重演，而在K.的噩夢中，噩夢中的法庭與審判是工作日內容的借尸還魂，而且，只有將自己置身于法庭中，才更具有法學的懲罰色彩。

其實，在卡夫卡的小說中，睡眠、床、瞌睡都是極為醒目的細節：角色們總是想在夜幕里找到棲身和睡覺的地方，或者賴在床上、躲在羽絨被子里辦公，又或者因為瞌睡而極度疲倦。

此外，他小說里的人往往會經歷一個“喚醒時刻”，人們從睡夢中醒來的那一刻可能會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情。

試著回想一下《變形記》的開篇，格里高爾從“不安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巨大的甲蟲；《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我”這只猿猴被擊中后從“一只籠子里醒過來”；《城堡》中 K. 醒來后，發現自己被一群小孩赤裸裸地圍觀；《審判》也不例外，K. 在 30 歲生日這天醒來后，發現自己被捕了。

甚至，我們能在卡夫卡的日記里找到他對“喚醒時刻”不快事件的素描，在 1915 年 1 月 19 日的日記里，他匆匆寫下了這么一個令人悚然的殘篇：一個人在與朋友約會的當天睡過頭，被朋友敲門喚醒，結果他的模樣嚇了朋友一跳。

一把古老的騎士長劍，十字形的劍柄以下都插在我背上，可是劍鋒不可思議地精準插在皮膚和肌肉之間，沒有造成傷害。

（姬健梅 譯）

我們被卡夫卡嚇壞了，在他的故事里，“喚醒”并不意味著從夢里回到現實，而是意味著從一個糟糕的世界進入一個更糟糕的世界，醒來也與清醒無關，更像是按下了進入下一層地獄的開關，令人如芒在背，如劍在脊。

可是，只有把醒來后經歷的一切當成噩夢（或者噩夢般的現實的延續），故事里所有矛盾和錯亂的地方才能夠說得通。

04.

看似消極的“疲憊”，

可能也包含著些許抵抗

當一個“工作狂”連做夢都不放松與放過自己時，他可能只會產生一種感受：累。

沒錯，我們在《審判》中越來越頻繁地讀到 K. 的疲憊。

當他第一次來到法院辦事處時，疲憊感潮水般向他涌來，他發現自己迷失在辦事處內部迷宮般的世界里，“的確感到很累”，最后，他甚至疲憊到無法把沾到自己手上的煤煙清理干凈。

第九章《在大教堂》可以視為對全書前文的濃縮，這一章里重新上演了前文出現過的莫名被捕、試圖賄賂、無法離開等內容，自然，“累”的感覺也再次襲來：

K. 實在是很累了，想要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所以又回到了大教堂里。

他實在是太累了，累到沒辦法去綜觀由這個故事中引申出來的全部觀點。

疲憊和無力感，可以說是現代文學里除了“無聊”之外的另一個重大主題。感覺到累，聽起來總有點消極的味道，一個戀人要是聽到“累覺不愛”這幾個字，簡直像是聽到了死刑審判。

19 世紀以來，人們要么將疲憊痛斥為頹廢放縱的證據，要么將它與偷閑耍懶可疑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冷水澡、盲人按摩、SPA、冰美式、“人生苦短、趁熱拿鐵”都成為“糟糕的疲憊感”的解毒劑。

你會在哪些時刻感覺疲憊呢？擦了一上午的窗子，抑或是在一段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感情里糾結了很久？人們也習慣于把疲憊描述成身體的消耗或者輕易地采信心理學的觀點，覺得那是由于內心的緊張與焦慮帶來的內在體驗。

卡夫卡總愛在長篇小說的后半程讓人物持續和漸進地感覺到累，但我疑心，卡夫卡并不想單純地描述某種“消極的”生理或者心理體驗，他試圖抓取的是存在本身的形態，他讓我想到列維納斯在“二戰”被囚期間寫下的對疲憊的描述：疲憊是對存在所采取的一種立場。

立場就意味著，它不是被動的感覺，而是與思維、感情、意志一樣，是一種主動選擇的態度。

列維納斯將疲憊與努力并列在一起討論，與卡夫卡在《審判》中將工作狂與累聯系在一起，倒頗有幾分異曲同工之妙。

兩人都意識到“努力上進”里飽含著令人不快的、強制性的、痛苦的內容。

當一個中學生習慣性地在等待打飯的長隊里掏出英語單詞來背誦時，當一個自稱“牛馬”的公司白領高興地在候機廳搶占到電腦電源時，當一個科研工作者在病榻上仍然抱怨論文未通過高級專家評審時，所有這些自覺自愿的努力，不都飽含著卡夫卡或者列維納斯觀察到的“屈服”？

列維納斯的描述讓人無法再笑出來：在我們“不得不行動”的深處，似乎飽含著“不得不存在”，我們屈服于“擁有”的重壓，被套上了任務之軛，任其處置，一個躬身于勞作的人的謙卑中，包含著一種放棄，一種聽天由命，埋頭苦干與投降是一體兩面的。

所以，在社會語境中被打上了“消極”標簽的疲憊，在列維納斯這里獲得了某種新生：它是對作為存在重負本身的一種無力且無趣的反感。

在一次次星期天上演的噩夢的自我懲罰中，K. 終于感覺到了累，他雖然還不明確令他厭惡的東西是什么，但已經在減弱與放松之前“抓緊”的狀態，他對“努力內卷”的天譴產生了猶豫。

只可惜，他還沒走到列維納斯所說的用“偷懶”來與存在重負短兵相接的時刻，就先行被殺死了。

小說既然是隱喻，那么也不必把結尾處的死刑理解成K.真的死了，因為卡夫卡在最后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像一條狗！”K.這樣說道，仿佛恥辱于他身故之后，尚可茍且偷生。

不妨將小說最后的這句話理解成：K. 的肉身沒死，但“疲憊”帶來的些許抵抗已經蕩然無存，他徹底將自己交付給以繁重的銀行工作為象征的生存重負，他投降、接受、認輸，如同行尸走肉，他放棄了星期天，把每一天都變成了工作日。

05.

卡夫卡的辦公室工作

并不是他文學創作的仇敵

文學的工作與社會學是永遠不同的，或者說，文學專注于呈現而非批判，所以，我們不能把卡夫卡簡單地理解為一個批判資本主義內卷文化的先驅，因為這又走上了“憎恨學派”的老路子。

卡夫卡所有的寫作首先解決的都是內在的困惑與問題。

《審判》起源于他與女友菲莉絲·鮑爾的關系困惑，這是人們熟悉的故事：兩人于 1912 年相識，兩年后訂婚，其間，卡夫卡在日記里不斷地抱怨自己像被鎖住，他還天真地把想法告訴了一位朋友，沒想到，朋友轉頭就把卡夫卡的抱怨泄露給了菲莉絲·鮑爾。

于是，怒氣沖沖的女友在1914年7月23日這天把卡夫卡叫到一家旅館里，和其他一些親友對他進行了集體斥責。

日記中，卡夫卡把這一幕描述為：

在旅館的法庭。搭乘馬車，菲莉絲的臉，她的手撫過頭發，打著哈欠，突然站起來，講出事先想好的話，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話，充滿敵意的話。

很不幸，對卡夫卡來說，即將到來的婚姻乃至旅館里的圍攻都像是對他的關押與審判，他的痛苦與困惑也開啟了整部小說，但是我覺得卡夫卡很快就超越了對兩性關系困惑的討論，進入他更為關切的主題上：寫作對他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或者說，夜間寫作與白天辦公室工作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比起一段感情帶來的煩惱，工作持續性地妨礙寫作才是他痛苦的根源所在。

卡夫卡經常說，他在工人意外傷害保險協會的工作分散了他對真正的創作使命的注意力，可是，他的工作也反作用到了他的寫作中。

《審判》中K.在星期天重復做著關于被定罪的噩夢，以一種令人唏噓與惆悵的方式，向我們揭示出這樣的可能：一個人是怎樣與他憎恨的東西相依相存的，甚至，一個人是怎樣從他憎恨的東西里獲得無盡的生命養分的。

沒錯，和卡夫卡傳奇的作家生涯相比，他的職業生涯顯得如此乏味無趣，再加上他不厭其煩地抱怨職業，全世界的讀者想必都會對他心懷憐憫——唉，又一個“狗屁工作”的受害者。

然而，《城堡》《審判》卻以耐人尋味的方式呈現出卡夫卡對辦公室工作充滿抗拒的依賴關系。

他從布拉格查理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很快改變了職業方向，進入保險協會擔任助理法律文員。

像每一個進入社會準備摩拳擦掌的小青年一樣，卡夫卡剛加入保險協會后，就跟當時的女友說：“雖然我目前的工作很沉悶，但我對整個保險業本身非常感興趣。”

而且，可能與大眾的想象相反，他的工作十分成功順利、充滿了成就，他可不是佩索阿那樣的小職員，也不是抄寫員巴特爾比那種一門心思與上司對著干的特立獨行者，非要做比較的話，他更像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后者同樣是一家大型事故賠償機構的高級職員。

卡夫卡的工作包含為工業企業——包括農場、采石場、玩具制造商、汽車公司和安裝了電梯的旅館——制定保險方案和獲取保險賠償。與此同時，他還負責改進事故預防、公共關系（撰寫演講稿和期刊文章），并在戰爭期間開展宣傳活動，以改善受傷退伍軍人的醫療條件。

他干的活兒遠遠超出了他得到的報酬。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把卡夫卡辦公室的工作想當然地理解為他文學創作的仇敵，因為卡夫卡白天在辦公室里寫的并不是一堆用來撐場面的廢話，更不是機械地動動手指就行了，他所寫的內容具有復雜的社會意義，關乎許多普通人的生命和生計，正是在他的撰文倡議下，不易切斷工人手指的圓柱形車床軸、禁止在采石場炸藥庫附近喝白蘭地和抽煙斗等舉措才開始實施。

當他在書信與日記里不停抱怨寫作與辦公室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是否意識到，他所寫的內容，幾乎都是辦公室經歷的投射，也是他藝術夢幻般轉換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沒有白天那些令他厭惡和痛苦的辦公室書寫，就沒有夜晚噴涌的文學靈感。

在《審判》中，K.在銀行里的大窗子與卡夫卡辦公室的大窗子極為相似；K.最后被處死的地方是采石場，一個卡夫卡經常要處理事故的地方；K.動不動就想說服別人的習慣，也與卡夫卡所從事的保險說服思維極為相似；更不用說，法庭與銀行所呈現出的官僚體制，正是他每天浸淫其中、熟稔無比的龐大體系。

令人感到五味雜陳的地方也在這里，卡夫卡是多么厭惡工作，但在實際的創作中，與工作相關的一切又為他提供了絕無僅有的“文本”，夜晚的卡夫卡不是白天的卡夫卡的對立面，而是延伸，正如K.的星期天不是工作日的對立面，而是工作日的延伸一般。

我沒法想象一個徹底不工作的卡夫卡會寫出什么。

當卡夫卡驅使筆下的 K. 把唯一用來休息的星期天變成應該工作的日子，并以循環的噩夢來不斷自我懲罰時，他是痛苦的，還是喜悅的？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