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蒂指出，自1986年革新開放以來，以越共中央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為核心的“四駕馬車”式領導機制幾經迭代，但總體方針政策不曾改變。
在東盟，擁有和越南類似的投資友好環境的國家還有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但兩者的勞動力成本高于越南。麥卡蒂分析稱，越南的勞動力成本約為中國的 50%， 2022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仍低于馬來西亞、泰國甚至柬埔寨。而勞動力成本和越南接近的菲律賓，稅收政策和基礎設施又不如越南。此外，前述國家在交通便利度上都不及占據深水良港的越南和泰國，但泰國的政局不如越南穩定……
在簽署自貿協定的數量上，越南也領先周邊國家。越南在過去15年已加入了16個自貿協定。2020年，《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生效后，歐盟取消了對越南出口商品65%的關稅，并將在10年內逐步達到99%的免除率。對工廠投資者們而言，這意味著產品進入歐盟的稅率從約10%變成了0。
因而，綜合考量成本、監管環境、社會穩定和對外開放程度、交通便利等國內外各方面因素，越南成為“中國+1”戰略的首選目的地。
“利用越南制造”的邏輯
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自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來到新冠疫情暴發前，“中國+1”戰略填補了美國市場每年500多億美元的產品進口，其中越南獲利最多，直接折算獲利達82億美元，而試圖與中國競爭“全球工廠”的印度僅從中獲利12億美元。
在李斌看來，越南能在承接“中國+1”戰略時超越勞動力十倍于己、產業基礎也更完備的印度，背后的商業邏輯并不復雜。“我轉移的到底是什么樣的生產？就是最基礎的加工和組裝，然后獲得越南制造的關稅優勢。”
過去，曾有一些中小企業通過中間人，用將貨物轉運越南再轉出的欺詐方式冒充“越南制造”以享受關稅優惠。那時越南政府對實施原產地欺詐的企業單次罰款僅為2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5.7萬元），而此類非法活動的單次獲利可達百萬美元。
2019年后，越南對原產地欺詐實施了更嚴苛的打擊措施。但“利用越南制造”的邏輯沒有變化：無論企業體量大小，從中國和日韓獲取上游材料，在越南加工，再出口歐美，是絕大多數外資工廠的經營模式。“越南的地理位置成就了這種模式，但也決定了其局限性：在這里設置下游工廠的原因就是因為你位置好、物流方便，那我就沒必要在這里建設產業鏈”。
這種商業邏輯決定了如今越南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疫情前，越南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五年內從92億美元飆升到161億美元，但絕大多數資金都是建設中下游的加工制造業工廠。這些工廠貢獻了最多的進出口增加值，但因為沒有配套產業鏈投資，這些工廠的零部件采購本地化率平均僅為36%，不僅遠低于中國和印度，也低于多數東盟國家。
當前，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加工產品是電子產品，出口量居全球第12位，其中手機出口位列全球第2名。三星的手機、任天堂的游戲機、LG的顯示屏和蘋果的AirPod從海防和胡志明市源源不斷發往全球，數量以千萬計。但在電子產品出口貢獻了年出口總額四成的同時，電子零部件進口也占到了越南年進口總額的六成多。這些進口零部件七成來自東亞地區，三成多來自中國，且基本享受零進口稅。
對越南經濟貢獻僅次于電子產業的服裝和紡織業，出口額占越南GDP的比重高達16%，雇傭勞動力超過270萬人。但是，以裁剪加工為主的下游低附加值部門占該產業的70%，這導致擁有良好原料種植和生產潛力的越南必須大規模進口面料，其中五成多來自中國，超九成來自東亞。
在米卡看來，這些產業鏈“上下游賺走了錢，留給越南的利潤很少，還都被外資工廠拿走了。”雖然對歐美實現貿易順差，但2021年越南對華出口僅為560億美元，進口卻達1099億美元，對日、對韓貿易同樣呈現大額逆差。與此同時，雖然外資電子工廠僅占越南全國同類企業的三分之一，但其出口份額卻占到行業總額的90%以上；在紡織業，外資工廠壟斷了全產業出口額的 70%。搶眼的外貿數據背后，越南本土公司并沒有充分參與到全球供應鏈中。
轉型升級的內憂與外患
“經濟增長率沒有達到真正潛力，經濟自主性和彈性不夠高，國企效率低下，私企尚未實現可持續發展……”2021年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上坦陳越南制造業高速發展背后的隱憂。推進科技創新和制造業轉型，則是新一屆越南領導班子開出的“藥方”。
之后的一年半，每個在越南的工廠主和投資人都感受到了變化：一系列涉及環境保護、拒絕落后生產技術和界定“高科技產業”的法令頒布，各工業區就此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環評和技術審查。2022年，樂高和平陽省簽署了價值1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將其首個“碳中和”科技型工廠落地越南。
根據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具體計劃，到2030年，類似的高科技產業和采用高科技的農業公司要超過700家，整個加工制造業的高科技產量至少達到 45%。在此基礎上，阮富仲定下了更宏大的目標：越南到 2045 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
不過，曾多次為越南政府提供經濟咨詢意見的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學教授大野健一覺得，這種升級不會“水到渠成”。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與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不同，過去十年，越南制造業并沒有在生產率和結構布局上取得超出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突破性進展。隨著全球供應鏈布局進一步演化，越南現有的優勢都可能被取代。只有抓住紅利期在全球產業鏈中獲取一席之地，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20年來，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越南政府也說了很多、出臺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明顯：這里的產業政策‘習慣’沒有改變。”大野健一說。
技術型勞動力的長期缺乏，就是越南繞不過去的坎。越南政府今年提出，到2035年汽車制造業出口額破百億美元的目標，但當前越南汽車產業的零配件本地化率僅為10%左右，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已經建立起零配件本地化率達80%的產業鏈相距甚遠。其癥結就是本地工人的技術水平有限，達不到合資和外資企業的要求，工廠不得不維持進口組裝模式。
越南政府并非不重視勞動力的技術培訓。自2000年以來，越南公共財政支出的15%到20%都用于教育，投入位居東盟各國前列，工業區往往還給予外資工廠高比例的技能培訓補貼。但即使身處用工環境最成熟的南部，李斌和米卡也常為招工犯難。李斌感到，越南農民工的基本素質、敬業程度都沒有問題，但這個群體并不像成熟的產業工人那樣穩定。
米卡則更直接地將之歸因于“社會文化還沒有跟上經濟發展”。雖然越南最近五年一直改革戶籍制度，但不斷提高的生活成本強化了城鄉文化差異。根據越南總工會的調查，新冠疫情前，已經有超過150萬的越南農民工存在住房困難，占到全部工業園區務工人員的近一半。2021年7月至9月，南部各工業區因疫情擴散被迫封控、停產后，超過130萬工人離開胡志明等城市返鄉，許多人就此一去不回。封鎖結束后，米卡上漲工資也未能招回熟練工。他的服裝廠每條生產線上需要30多名工人，但過去半年來只能維持三分之二的生產力。
因為民工與城市的關系“若即若離”，即使在南部，招聘熟練勞動力也需要兩三個月以上的時間。又因為南北、城鄉、內陸沿海的文化差異，即使深入南部省份之外的地區招工也難有收獲。面對人力資源的復雜性，多數外資工廠不能不放棄自我招聘、培養，轉而依賴本土的勞務外包公司。這進一步惡化了用工環境，也讓技術勞動力的培養更無法持續。
李斌指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意味著任何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游都不會轉到越南，而“除非上游轉移了，對終端工廠的投資才會跟著轉移，越南才能承接真正的高端制造業”。
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挑戰等待越南解決：能不能建設高效且國際化的商業環境，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科研等領域和國際接軌，實現稅收透明和會計師、律師等關鍵行業的職業化、國際化，同時深化國企改革，防止壟斷和不良競爭……麥卡蒂說，產業升級的實現“沒有飛躍的一大步，只有無數個一小步”。
不過，麥卡蒂也強調，越南的經濟體量不同于中國和印度，適齡勞動力規模也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 因而越南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以中印為模板。比如，對于勞動力和上游產業鏈的問題，新一屆越南政府給出的方案包括加強東盟區域內勞動力跨國流動，以及通過零部件進口關稅優惠繼續借助周邊國家的上游優勢。這雖然是大野健一所說的“政策慣性”，但在當下并非不可行。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在越南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實現產業升級前，此前給予它們高速發展機會的外部紅利期可能很快結束。美國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報告就指出，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第一”原則，在全球供應鏈問題上更希望日、韓、中國臺灣地區將高新技術產業鏈向美國轉移，而非向越南等中國近鄰轉移。
此外，華盛頓選擇啟動IPEF而拒絕加入傳統自由貿易協定，體現出在未來的經貿合作中拒絕提供關稅、準入激勵措施的趨勢。這意味著，在越南、印度等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美國很難在自己的高新技術市場讓利于伙伴。
另一方面，當國際形勢從和平發展轉入沖突與危機頻發，沒有內循環市場、又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下游的新興經濟體更顯脆弱。今年年初以來，烏克蘭危機升級、中國疫情加劇，都導致越南制造業的原材料價格因物流成本飆升而猛漲，鋼鐵和石油的漲幅接近90%。對于主要向美國出口產品的李斌來說，更糟的是從胡志明到美國東海岸的集裝箱價格也翻了三倍。這幾乎是重演了去年下半年的場景：德爾塔病毒在胡志明蔓延時，這座越南最大港口的卸貨停留時間一度從2個多小時飆升到近14個小時。此后，越南對美出口額出現斷崖式下跌。
“越南無法依靠國內市場引領經濟增長，因此必須比中國更開放，這在當下并沒有選擇，但也必須承擔其風險。”麥卡蒂說，關鍵在于，在之后的全球供應鏈競爭中，越南是否還能“繼續在大國競爭中游刃有余，而不是被拖入其中”。
（因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斌為化名）
------來源于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