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剛出校門的年輕人來說，如何完成從學生到職場人的身份轉變，以及在一個復雜變化的職場環境里，隨機應變并未雨綢繆，將會是職業生涯面臨的第一課。職業探索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勇敢嘗試，不怕試錯，才能更加接近心目中的理想職場。

記者｜李秀莉

理想職場在哪里？

楊怡今年28歲，2019年從某TOP2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一家地產央企，2022年她辭職了。

雖然畢業后短短兩年的時間已經在兩個行業里沉浮，楊怡對自己究竟適合做什么依然處于一種“職場新人”的迷思里。但如果放在兩年多前，關于理想職場的答案清晰且明確，那就是互聯網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它有一個更具討論度的稱呼：“大廠”。

進大廠的想法來自身邊人的對比。“讀書時，我認識一位同行業的前輩，工作了8年，做到了主創設計師崗位，月薪兩萬塊，當時在我們這個專業里已經算非常高了。”當時，楊怡剛剛認識自己的男朋友，1993年生人，本科畢業后進入大廠當程序員，工作了兩年，收入和這位同行前輩比，“差距非常大”。楊怡暗下決心，“互聯網行業是一個高薪行業，我一定要去”。

楊怡所讀的專業叫風景園林專業，是她高考結束從一本志愿填報的小冊子里選出來的，“對它的認識也就僅限于這幾個字”。沒想到，讀完本科、碩士，等再出來，風景園林已經變成了“天坑”專業，“現在，小紅書上那些選了景觀設計專業的人，要么在哭，要么在準備轉行”。風景園林專業的就業范圍很窄，一個是設計院，一個是地產公司。楊怡兩個都不想去，權衡之下，互聯網大廠成為“性價比”最高的工作。

插圖｜大廠青年

研二時，楊怡找了份在滴滴的實習，相比于身邊的同學，這個時間點已經算晚了。“我的導師是一位非常理想主義的人，他會覺得你都來了，全國最高等的學府，不應該去社會上給別人打雜，所以當時他不讓我們出去實習。”20多天后，連職場的邊兒都沒摸到，楊怡被導師叫了回去。這份偷偷找的實習無疾而終。第二份實習是在搜狐視頻，做產品運營，去了以后發現工作內容就是從抖音或西瓜視頻上搬運一些視頻到搜狐平臺，并給用戶分發紅包，吸引用戶使用。干了一個多月后，感到沒有任何價值，楊怡離開了。

此時已經是2018年7月，應屆生秋季招聘拉開了帷幕。楊怡一開始只投互聯網崗位，很快發現這兩份實習并沒有讓自己學到足夠的理論知識或技能，沒有收到一份offer，去大廠的夢想無疾而終。最終，楊怡接受了一家可以給北京戶口的地產央企。

《半澤直樹》劇照

在楊怡從“性價比”角度尋找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時，劉聰慧的求職決策用的則是排除法。她是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研究生，2020年7月畢業。她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當時也不知道要干什么，“雖然學的是新聞，但我并不喜歡做記者，除此以外，在線教育類工作在當時是最熱門的，工資也特別高，但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讓我感覺很痛苦，所以我本能地排斥它”。當時劉聰慧還考慮過娛樂類工作，當娛樂公司經紀人是她曾經的夢想，無奈畢業前夕，疫情突襲，影視行業進入寒冬，機會變得難尋。

“后來，我想到自己曾經聽過的一句話：‘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干什么，就想想你以前的人生，大部分時間花在什么上面。’” 劉聰慧說，“我一想，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琢磨化妝、穿搭、變美上了。”所以，在看到校友群里發某美妝類軟件的實習招聘時，她報了名。

楊怡和劉聰慧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個時代年輕人的職業狀態。辰星是北京某“985”高校的一名學業規劃指導老師，她告訴本刊記者，在自己接觸過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大學入學后才發現并不喜歡所讀專業，他們既沒有想過真正要的是什么，也沒有人問過他們要什么。于是，在迷茫和困惑中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而在大環境和外部信息的影響下，進大廠、進體制、考編考公成為最保險的選擇。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大學生就業分析報告》，這屆大學生“求穩心態加劇”，偏好的就業企業類型里，國企仍是畢業生首選，占比42.5%；選擇“國家機關”的占比則較2021年的5.6%提升至11.4%，翻了一倍。除此以外，IT/通信/電子/互聯網以超過四分之一的選擇占比成為畢業生最期待從事的行業。

從學生到職場人

在一種近乎懵懂的狀態下進入職場后，如何更好且快速地適應成為年輕人必須面臨的課題。 城叔是“豆瓣職場吐槽大會”的組長，今年44歲，小半輩子的時間在互聯網公司做運營類的工作。2005年，剛入職場不久的他，抱著試用新的互聯網產品和功能的心態，創建了這個小組。疫情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小組成員從原先的1萬人發展到了近30萬人。

《凪的新生活》劇照

在小組里，城叔一路見證了職場人的20年變遷。一個最直觀的感受就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吐槽更多了。城叔說，這一方面是大家的權利意識在增強，更關注自我利益不受損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現在的職場環境相比于過去，也確實變得復雜多變，吐槽成為一種發泄與對抗的方式。“比如小組里有些人遭遇了職場不公，覺得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沒有被領導看見或理解，心里有怨氣，找一個情緒出口，于是嚷嚷著‘躺平’。當然也有人是因為現在的工作看不到晉升和發展空間，‘躺平’成為一種被迫的選擇。”

事實上，這個小組的定位雖然是“職場吐槽”，但不少人申請加入，是為了來取經。 還未進入職場者，在職業抉擇、簡歷書寫、面試技巧等方面有困惑，于是聽聽同齡人的看法；而對于一個已經進了職場的年輕人，面對的可能更多是職場適應問題。“比如這個項目的流程是什么、怎么去跟同事相處、怎么去推進和協調人際關系，甚至說在群里，該怎么去回復領導的話、怎么給同事發送一封工作郵件，都是令他們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東西。于是發帖子問問大家該怎么做。”城叔說。

《東京女子圖鑒》劇照

為了避免剛入職場時手足無措的狀態，城叔總是建議年輕人多實習、多體驗。 劉聰慧在這方面就做得不錯，她一路實習轉正，并在正式工作后9個月里就升為業務線負責人，漲薪50%，都與那段近一年的實習經歷密不可分。劉聰慧的第一份實習是在研二下學期，工作內容是做短視頻運營，每周給平臺主播策劃視頻內容，拍什么不受限制，全憑實習生自己去策劃。一開始劉聰慧就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因為我自己喜歡韓國女團舞，就讓主播跳這類舞蹈”。

結果沒人看。做短視頻最重要的兩個指標是播放量和增粉數，但劉聰慧是實習生，拿的是死工資，不需要對數據負責，領導也不對工作內容做要求。但劉聰慧說自己當時想做點以后可以寫到簡歷上的成績。劉聰慧自稱是一個善于總結的人，數據不好，就去爆款視頻里總結共性，尋找提高數據的訣竅。很快發現自己負責的主播，粉絲都是30歲到40歲的中年男性，相比于活潑可愛和潮流酷炫，更喜歡性感懷舊，比如帶有老歌、上世紀的歌廳、東北舞廳等元素，“所以我就要往八九十年代的感覺上靠”。當時，《野狼DISCO》在抖音爆火的一周之前，劉聰慧就聽到了這首歌，它“又洗腦又土”的風格一下子切中了她的總結，她策劃了一個以《野狼DISCO》為背景音樂的視頻，雖然沒有像抖音一樣掀起全網熱潮，但站內反響還不錯。

《重慶森林》劇照

這種總結和學習能力也幫助到了她的下一份實習。半年后，當劉聰慧去第二家同類公司實習時，面試官問她的問題就是，上一份實習中，有沒有發現那個軟件上的用戶喜歡什么樣的主播。“其實就是讓我對以往工作進行復盤和總結。剛好是我提前做過功課的。”

一年的實習結束，等到畢業前夕，劉聰慧已經逐漸摸清了自己和崗位之間的匹配度，開始承擔起一些正式員工的工作內容，順利完成了學生和職場人的身份銜接。2020年7月畢業后，劉聰慧拿到實習公司的offer，也成為自己所在的部門招收的第一個應屆生。

正式步入職場后，因為工作需要，劉聰慧大概面試過100多位實習生，她總會問對方，對自己的職業規劃是什么。“所謂有規劃，就是對畢業以后會干什么有個比較清晰的答案。要么考研，要么考公，要么去某個行業的某某公司。有了規劃，才有針對性地去準備和實踐。”劉聰慧說，凡是能比較清晰地回答出這個問題的，大都做得不錯，畢業后也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反之，“有的實習生說得很模糊，或者說沒有實習經驗，想先看看；或者說學校要求實習。這些人可能在畢業之后，繼續隨大流，考研也沒考上，找工作也沒找到”。

迷茫中前進

盡管互聯網公司的氛圍和工作內容都是劉聰慧喜歡的，但在兩年的職業變動中，劉聰慧也逐漸見識到了這份工作的另一面。“除了中高層可能有一兩個人30歲以上，大部分的匯報對象和平級同事都是同齡的，甚至還有比自己小的。但這也就意味著這是個不穩定的地方。可能等到我30歲就沒人要我了，這個行業對‘老人’不是很友好。”

劉聰慧第一次見證互聯網公司的裁員是在第一次實習期間。當時，劉聰慧已經在該公司做了半年，盡管已經干得得心應手，她還是離開了，“當時國家要對這一類App進行整治，我負責的業務線停了一個月，但這件事對整個App沒有任何影響，這讓我意識到我們做的這個東西真的沒什么用，待在這個部門沒有前途”。事實證明了她的判斷，在她離開三四個月之后，該業務線整體被停掉。

第二次裁員是在正式入職9個月之后，當時整個公司的業績不好，中高層領導被公司全部換掉。幸運的是，新來的部門領導恰好是劉聰慧在上一家公司實習時的部門領導。在那家公司時，因為工作表現不錯，領導記得她。劉聰慧留下了，并被提上了業務負責人的位置，獲得漲薪，但與此同時，她的直屬領導被裁員了。“這個職業對能力的要求很高，但又不是無可替代的，我在職場上往前走，更年輕的人在涌入，現在已經開始招‘00后’了。他們比我更拼，勞動力成本也比我低，晉升通道又很窄。那未來我在職場上一定是沒有競爭力的。”

《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經快撐不下去了》劇照

今年3月，劉聰慧試著向其他互聯網公司投遞了簡歷。雖然最終拿到數十家公司的offer。但面試一圈下來，她發現，面試自己的領導都很年輕，“30歲已經不算太小了”。而且90%以上都是男性。“我現在還處于基層崗，基層崗的女性更多一點，但是再往上走，這個崗位的年齡天花板很低，女性的機會就更少了。”

高校學業規劃指導老師的身份之外，辰星的另一個身份是職業規劃師。 她在微信公眾號和豆瓣上創建了一個叫“辰星moonlight”的賬號，主要為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提供職場咨詢和規劃。 辰星告訴本刊記者，在自己接觸過的七八百個案例中，工作1～3年的“90后”占主體。 “很多人剛開始進入職場可能也是受周圍人的影響，通過1～3年的實踐發現這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沒有長期前景。于是來進行職業探索方面的咨詢。”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辰星將這些來咨詢的人分成幾種類型：“第一類是自我認知不清，比如對自己的興趣、長處和價值追求沒有清晰的認知；第二類是職業認知不足，很多學生實習經驗不足，只能通過想象或者從他人口中了解職業；第三類是元認知出現問題，比如有些人認為本科學歷一定沒有好工作，還有些人認為考研是唯一的出路，考不上人生就毀了。這種就需要從認知層面幫助其調整。”這種分類來自于CIP認知信息加工理論。但在具體的職業規劃中，問題要復雜得多，辰星說，職業探索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只有對自我的認識不斷深入，年輕人才能更清楚自己究竟適合什么工作。

《我，到點下班》劇照

在幫助咨詢對象尋找職業定位的同時，辰星總是鼓勵年輕人勇敢嘗試，不要怕走錯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問題，除了焦慮，更多還是比較急于求成，覺得就走這一步，必須得成功。但時間是不會被浪費的，每一次試錯都是在更了解自己，就算到了30多歲也都可以重新去探索自己人生的職業道路。”

2021年4月30日，四川省彭山區公義鎮紅旗村，33歲的劉沈廳放棄公派留學機會，回到家鄉做起了職業農民，與父親一起創業（圖 | JessieLin）

辰星自己就是在不斷調整中才找到真正喜歡的職業方向的。從北大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后，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辰星找了一份有北京戶口的工作——在一所中學當語文老師，看起來專業對口。但她很快發現，中學語文老師除了教學，還要花大部分的時間精力用于瑣碎的管理工作。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她發現自己的內心深處更渴望和一些成熟的人去交流，而不是面對一群孩子。之后，辰星去了北大的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做講師，教外國學生學習漢語言文學。她再次發現，只是通過教授語言，依然無法滿足自己與人進行思想交流的渴望。所以當辰星看到某高校招聘學業規劃咨詢師時，她又一次轉行。到目前為止，辰星在這個崗位上做了5年。

重新面臨職場定位的問題，劉聰慧開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剛開始求職時，我的目標感很弱，后來我才發現人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有的人就想要高薪，哪個公司給的薪資高就去哪個公司，有的人就喜歡去大廠，哪個公司好就去哪個公司，甚至愿意降薪去。我也是逐漸確定了我想要什么，對我來說，工資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工作之外我可以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保持學習，這對我來說才是剛需。”

劉聰慧已經在另謀出路，她重新梳理自己的過去，想到自己最快樂的時光是在學校的圖書館里寫論文，劉聰慧打算考博，以后去一所高校。楊怡在地產公司沉浮兩年多后，也離開了。今年年初，她接到大廠投來的橄欖枝，但體驗過后，難以適應的工作內容和激進的企業文化，楊怡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里。繞了一圈，楊怡也明白了，相比于錢，“一個人到底喜歡什么、能做什么、擅長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東西。”她還在繼續尋找那個答案。

來源：鳳凰網